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居民点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基于江西省农村居民点图斑数据,综合运用网格分析、样带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结合网格和县域两种尺度,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及规模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县域层面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驱动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表明:江西省农村居民点呈现数量多、规模小、大分散小集聚的基本特征,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均呈现北多南少空间格局;农村居民点围绕城镇密集区、地势低平区域、中心村镇具有显著集聚特征;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格局是在农业发展及人口增长(内生动力)、县域经济发展及投资带动(外部动力)、地形条件(基础性制约条件)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尝试从城乡统筹视角提出优化江西省农村居民点格局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优化乡村土地资源配置、提升中心村镇生产生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     

基于增减挂钩模式“迁村并点”效益探究——以邙山镇六村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对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的新思路,被广泛应用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对邙山镇六村居民点整治“迁村并点”的规划方案加以研究,探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迁村并点”模式下可取得的规划效益,“迁村并点”不仅可以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而且可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但最终的规划效益取决于方案的实施情况,所以在规划方案实施过程中,为政府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参考;也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后的效益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地整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农地整理是在农村区域内,通过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对田、水、路、林、村等的综合整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手段。在分析农地整理内涵及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作用的基础上,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提出了推进我国农地整理的一系列建议与对策。     

宅基地整治盘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的研究

在“三权分置”框架下的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产业的途径,探索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要素。本研究以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为研究对象,基于ECIRM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原址投资开发”“集中规划开发”“集体统一经营或管理”“整村出租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通”等五种助推产业发展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五种模式在土地市场化利用或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方式的优势特点和适用的产业类型上的经验逻辑及不同产业主导区域和不同地区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选择策略。实践中宅基地整治盘活不同程度面临发展难题亟待解决,例如资金、退出意愿、产权认定、规划、流转等问题,在改革推进中需要注重科学制定村庄规划;稳定宅基地使用权,保障投资主体土地权益;鼓励农房转让、租赁、入股等方式参与产业用地供给;构建土地整理激励机制;完善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     

城乡统筹视阈下现行农地使用制度的效应分析

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之一,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和逐步完善等,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经济组织和经营模式创新、城乡体制一体化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现行农地使用制度中存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收益评估补偿机制不完善、农地保障功能过强等缺陷,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农民城市化能力、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产生了负效应。城乡统筹视阈下,笔者对现行农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二是规范农地征管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农地使用权益。     

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地流转推进模式探讨——以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为例

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快农村土地合理流转,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总结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农地流转经验,审视流转中的问题,提出农地流转的“6+6”推进模式.     

基于GIS技术与公共服务设施视角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以长兴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居民点选址建设的基础,在新农村建设及土地集约利用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从城乡统筹规划中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的视角,以长兴县为研究区域,结合实地调研选取评价因子,并借鉴《土地评价纲要》中分级方法,对其进行分级,从而构建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进行评价.借助ArcGIS的栅格计算器和空间分析功能,进行前后两步处理,确定出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适宜区域,为长兴县农村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重庆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探讨

以重庆市各区、县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单元,选用农村人均超标用地面积、新增耕地系数和农村居民点闲置等评价指标,采用特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以三个评价指标的综合总分值为依据,对重庆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等级划分,为全市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点区域、重点项目以及时序安排提供依据。     

重庆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探讨

以重庆市各区、县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单元,选用农村人均超标用地面积、新增耕地系数和农村居民点闲置等评价指标,采用特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以三个评价指标的综合总分值为依据,对重庆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等级划分,为全市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点区域、重点项目以及时序安排提供依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背景下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

当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的逐利性使其在用途上倾向于能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工商业用途,却对农地生态安全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体现在:以向外排放为附产品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引起农地环境污染、以资源索取为目标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造成了农地生态破坏,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造成农地生物多样性的衰竭。因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背景下建立农地生态补偿具有现实必要性,应当对农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标准、期限、方式等基本要件进行合理设计,这对于促进生态补偿的实施至关重要。在管理机制方面,应构建生态补偿的协调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生态追责机制等;在保障机制方面,应注重法律保障、政策保障、经费保障、宣传保障等。     

农村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城乡土地置换机制研究

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产业和经济等诸主体要素的协同发展,需要稳定持续的资本投入与农业产出,而投入与产出的对象则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村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的土地资源战略与农业产业布局作为先决条件,土地的利用方式是其根本,土地要素是各个发展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城乡土地置换利用城乡土地存在的差价,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引导下,为农村发展提供稀缺的资金,保障农民既不失去土地又提高生活水平,还促进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等的改善,以及农业产业集约经营,为农村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区域化党建创新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

以区域化党建的空间拓展和实践深化,在更大的空间和领域融合力量、整合社会,在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是城乡基层党组织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时代使命。区域化党建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基层党组织积极回应社会生态环境变化、主动调适基层党建行动逻辑、系统重构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策略,通过结构引领、功能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促进县域内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结构融通和功能互通,以保障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效运行。     

重庆市相对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困难与措施研究

重庆市渝东北翼地区和渝东南翼地区属于重庆市相对贫困地区,该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着统筹能力弱、思想观念落后、管理体制制约等困难.该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工作应该从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突显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力度等路径推进实施.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农民工城乡迁移,是影响中国农业转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借鉴推拉理论梳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的因素,区分并显化土地权益在其中的作用,提出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土地权益三个假说.并利用南京市的农民工1062份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工流动方向为参照确定留在城市与返回农村作为各自对照组,通过多项分类logit回归分析计量各因素对不同迁移方向意愿的推拉作用.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的巨大动力;城市就业环境的好坏虽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但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对恶劣就业环境有较强的耐受力;土地权益则在农民工城乡迁移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总之,规避风险并寻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必须重视土地为农民工所提供的退路保障.     

苏州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被撤并乡镇功能定位研究

苏州通过撤并乡镇和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为新时期全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的集聚发展、协调发展、特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被撤并乡镇在发展中也存在体制不顺、功能重叠、投入不足、建设不够、服务弱化、办事不便等问题。究其根源,被撤并乡镇的定位研究不足是重要原因。因而,被撤并乡镇在功能定位时应依据政策与规划的指引、新镇域与周边地区的功能定位以及自身发展条件与潜力,遵循经济性、独特性、前瞻性与动态性原则,通过整体规划、分类改造;统筹兼顾、互补发展;创新制度、优化环境,将撤并后的乡镇演化为城乡产业集聚发展的平台、新型居住区的最佳选择点、城乡文化的交融区、乡镇自治的平台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中心。     

“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未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0—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构建了PVAR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和城镇化之间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都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促进农地流转，但却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中部地区，从长期看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但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发展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明显，但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长期看来在促进农地流转上效果不是很明显，却有利于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太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易于操作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土地流转之主体与流转效益的调查研究——基于湖南省宁乡县关山模式的调查

土地的合理流转,是盘活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湖南省宁乡县金洲镇以土地流转为龙头,形成城乡一体化＂内源性＂发展的＂关山模式＂。他们区别对待两种用地类型：对农用地实施统一整理、集体入社,流出经营;对建设用地实施节约指标、有偿转让,置换集居。保证农民获得＂租金＂＂股金＂＂薪金＂和＂保障金＂等稳定收入,通过土地专业合作社和居委会协调土地流转并经营土地,保证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政府的土地规划以及政策引导和服务、企业投资保证了土地增值和经济发展。土地流转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对接、基础设施升级、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等＂三重效果＂。但是,土地流转过程中仍然面临＂部分农民抵触、企业投资成本上涨、流转风险潜存＂等障碍。总体而言,推动土地流转应当立足现实,保证农民收益、进行城乡资本的联结。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苏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在政策上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以规划引领城乡生态建设。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本建立起城乡生态环境建设机制,构筑起现代农业生态系统等,是苏州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经验。但苏州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也存在许多不足,如自然村落的大量撤并、城镇发展规模与速度、城镇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给苏州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加强与改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苏州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苏州在多个方面作出努力。     

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的生态化及发展策略

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在其生态化及发展过程中,存在政策指导不到位、欠缺整体规划、居民生态观念淡薄等问题,相对滞后于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应强化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的政策指导,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加快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发展规划,加强试验区建设;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的体育生态意识,加强体育生态行为规范和体育生态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