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化境”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化境”说的理论意义：“化境”说从辩证的高度继承、升华了传统的“信、达、雅”理论，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最完美表现形式在于它自身的一无所有，从而道出了它的特珠性，“化境”说强调了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具有目前流行的翻译科学论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形似”、“神似”的辩证统一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说两者兼容，可救扰其一端的偏颇。     

“世界文学”学科建设刍议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中所存在的视域偏狭、理论架构陈旧等诸多问题，已不适应文学全球化时代，“外国文学”教材应以“世界文学”名之才能真正标识这一学科性质。科学文学是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三维统一，既秉承着传统学科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理论概括性，又体现了现代学科的相对性、开放性和整体综合性。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再谈严肃文学的“危机”

严肃文学发生“危机”是历史的必然。“危机”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是：教育发展所致的社会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迫使文学重新定位，迅速崛起的类文学与严肃文学展开竞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弱化严肃文学的认识功能，新型的文学流布方式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运作方式与生产体系。“危机”的出现主要是我国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作为审美与娱乐的文学——“文学起源于劳动”辩

“文学起源于劳动”这一命题是一个大概念，并不能具体而准确地说明文学发生的真正原因。文学应起源于繁重劳作之后的娱乐，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形式，都可以很容易找到渗透于其间的娱乐性能和功用。因此，只有强调文学的“寓教于乐”的性能，阐发文学的审美和艺术特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升文学的社会和教化的作用，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学。     

“文学是人学”的审美文化学解读

不少文人学者曾对“文学”和“人学”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但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说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因自身的科学性而被人们所认可。笔者将以文学审美的方式，从文学创作的主客体、文学创作过程、文学接受三个方面来对此观点进行文化学阐释，强调文学正是通过审美的方式与人学发生全方位的联系。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文学是畸形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例，值得重视与研究。对“文化大革命”文学作出基本评估，总括其主要特征，并探讨它对文学发展的教训与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本文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去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白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确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也谈“文学与艺术的起源”

“文学与艺术的起源”一直是争议颇多而又常议常新的话题。近年来，由于各种文学艺术新思潮的侵扰，“文学源于劳动”的传统学说受到猛烈冲击，继而关于整个艺术起源的研究也陷入低谷。笔者认为要最终解决“艺术起源”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应该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再论“草原文学”

“草原文学”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学现象。“草原文学作家群”是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描写草原和草原人民之美的内蒙古蒙汉民族自觉不自觉的集合体。其领军人物就是玛拉沁夫。“草原文学作家群”并不等于“草原文学”流派。     

文学正餐亦或文学零食——短信文学的文学合法性论争探析

短信文学脱胎于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短信。它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界对“短信文学”这一概念及其“文学性”的思考与论争。短信文学的“文学”名分是否合法,应综合以下两方面加以判定:首先看它是否应用了文学修辞技法;其次看它否具有文学审美功效。在确认文学合法性的前提下,方可进一步探讨短信文学的独特新质。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