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旁观行为的恶性转化研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常常将事件本身作为关注的焦点,忽视了对一类特殊群体——旁观者的研究。最初的非事件参与者受好奇本能的驱使成为旁观者,随后在一系列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其旁观行为发生恶性转化,由旁观向参与、甚至是向违法犯罪转化,这无疑会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破坏性。反而观之,正是由于旁观者并非群体性事件的初始参与者,组织性和依附性不强,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是极不稳定的偶合群体,决定了其在心理上具有可引导性,使得通过适当的疏导措施避免旁观行为的恶性转化成为可能。因此,探讨旁观行为恶性转化的心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心理疏导与犯罪预防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罗马共和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

古典历史资料显示,罗马共和时期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此类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主要是普通公民、自由民和奴隶等社会底层人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较为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维护自身基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在战争和饥荒年代的危急关头,在重要政治活动家暴亡后的混乱时期,在某些特定社会阶层在公共事务中拥有压倒性优势时,群体性事件也会发生。满足民众的合理要求,实行顺应时代要求的管理,是罗马人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     

自媒体时代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动机结构与风险防控研究

本研究选取河北省5所高校的1200余名大学生为调研对象,围绕当代青年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动机结构和风险防控展开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青年通常以"非高投入参与者"的角色身份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之中,缺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了解却又认可其强大影响力,同时对社会热点事件给予了充分关注。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受内部动机和外部诱因共同驱使,其中外部诱因包括群众表达诉求渠道的缺乏、网络监管部门管理不到位、网络平台运营商的炒作和放纵等。青年网民自媒体社交素养和自媒体"主人翁"精神的缺乏是当代青年无序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内部动机。基于此,本文从政府、青年、自媒体和媒体平台四种力量的互动博弈出发,为探索构建多样化网络群体性事件防控体系提出合理化参考建议。     

网络群体性事件内在逻辑的ERI模型分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诉求行为越来越受关注.“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型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从付出和回报的不对称视角探讨社会压力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基于此模型可以推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参与者追求社会公平有关.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付出与回报的失衡状态引发的不公平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驱力.本研究从政府管理和网络传播两个方面完善了“付出-回报失衡”模型,并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为公共管理部门处理此类事件提供了整合思路.     

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从众与群众:群体力量的异化与回归

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对社会治理产生负面影响,表面上看是由个体纠纷与群体情绪两种要素交叉引起的,实质上可归结为一类根源,即群体力量的异化。与既有研究关注群体性事件解决手段不同,群体力量在群体性事件产生、发展轨迹中的异化与回归更应被追踪与关注。当群体人同时具有三个共性(理性的缺位、责任意识的缺乏、易于被暗示和传染)时:便会产生群体力量的异化,成为从众,被别有用心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煽动与利用,此时促使群体人异化的动因反而脱离了私人利益,上升为所谓的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但正如群体力量所具有的色彩是可控可测可被转变的,群体力量异化后也可在正确途径的引导下回归:当群体人重获理性、社会责任感、独立与主见后,便会发生群体力量的回归,逐步回到正常群众的状态。以群体力量的异化与回归为基点,可对近十年的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发展、升级、结束全过程进行审视(2004-2013):识别组织者、煽动者、参与者、旁观者;区分暴恐事件、意外事件与群体性事件;论证促使群体力量发生角色异化的临界点;提出能够引导群体力量回归正面效应的方案。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群体性事件剖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且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已成为严重干扰和阻碍和谐社会建设,影响社会稳定团结局面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剖析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社会心理特征,揭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原因,探讨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影响,对于我们采取有效预防和应对措施具有积极意义.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与处置群体性事件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为当时处理执政者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策略,对于当前执政党"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第一,要以常态化的心态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第二,要讲究策略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第三,要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调控.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要素分析——“黑天鹅”与“灰犀牛”之变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最为剧烈的表现形式,其成因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曾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但近年来国内研究对此领域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结合现代风险社会特点,从微观角度探赜其发生的成因要素,这包括事件参与者的形成、共同理念与行动目标的确立、普遍情绪的产生、共同行为方式的选择、诱发因素、社会治理效果等。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各成因要素之间的演化过程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社会矛盾积累并经由冲突各方不断采取不同策略组合进行博弈导致最后事件爆发的动态过程,“黑天鹅”与“灰犀牛”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风险比喻,虽然其发生概率大小不同,但我们均应谨慎待之。应围绕“事件参与者的形成”这一核心要素,从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向度继续深化相关研究,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分析

＂秩序具有优先于一切的政治价值＂。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巨大,其中尤以＂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为最烈。＂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不仅具有利益、制度、体制、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成因,更重要的是盲目从众、借机发泄、冷眼旁观、被迫依附、安全焦虑等不良社会心态是事件发生和演变的＂温床＂。本文在调研和实地观察的基础上,力图解剖各种不良社会心态在＂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其分布十分广泛,多发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相对落后地区,以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环境群体事件较为突出,并且集中发生在村镇一级。其中参与人数多的较大类、重大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占比很大,主要是针对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而进行的抗争,一般都存在着一年以上的酝酿期。这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很低,但暴力化、对抗性较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力量具有明显的底层性,其城乡差异显著,环境群体事件的处置问题需要我们尤为关注。     

论社会转型期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与中国其他群体性事件都发生在社会转型的场景之下,却又往往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因果机制。有必要对社会转型期民族群体性事件提出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界定、特征、发生机制和治理对策。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当前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倾向,并运用logistics模型,分析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体制内维权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和对政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的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且体制内维权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才会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     

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是熟人群体,始发地是农村社区,起因一般是“具体”问题,表现形式是“积极作为型”等特点。从农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有经济和政治原因,又有文化和社会原因。从农村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一是政策缺失,二是管理不当,三是体制不顺,四是控制失效。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要完善和健全有关法规,其次要建设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疏导与媒体责任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基于新媒介技术的特殊类型的社会事件,具有复杂的性质特征和社会动因.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殊规律性以及过程性,因此应重视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机制以及疏导策略,探讨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责任问题.主流大众传媒一方面应密切联系舆情,发挥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矛盾协调功能,彰显其社会舆论主导权,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新媒体之间的整合互动,把握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和理性发展.     

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应用

在当前社会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应对各类突发群体性事件成为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当前公安工作和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应当有一种更加切实有效地情报分析方法来为公安部门提供智力和情报支持,完善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策略.通过借鉴竞争情报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将其应用于公安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实践中,以分析其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方式和注意事项.     

舆情工作视角下大学生渐进式群体性事件的预警研究

群体性事件分为渐进式群体性事件、突发式群体性事件。舆情实践演化在大学生渐进式群体性事件的首次发生、次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舆情工作的视角分析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策略,核心是要研发舆情实践演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该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舆情信息工作系统,包括信息捕获与提取模块、分析评估模块和结论通报模块。     

预防群体性事件:以身份认同为视角

社会过程是居于社会场所内各个行动主体互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是互动过程中行动主体所采取的激进式表达诉求方式的表现.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以身份的名义行事,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自觉划分“我们—他们”的身份认同;当身份认同形成身份边界时,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刺激,参与者便倾向于采取激进行动,导致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身份认同及身份边界是因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不平等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这一问题,可从制度政策和文化两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