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

作为后"五四"时期强势崛起的女作家,丁玲实现了对"五四"女作家的超越.她将自己定位于"现代女性"身心解放的探寻者,在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时期,赋予女性解放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特色相当鲜明的女性作家.综观丁玲的女性题材创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女性身心解放探索轨迹:现代的女性需"独立"→独立的女性应"革命"→革命的女性要"自强".在丁玲看来,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其出路需要不断调整并走向深入,不仅从个体精神意识上,还应从文化体制上寻得彻底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无疑是中国现代女性命运探索之第一人.然而,丁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社会时代气候下的女性,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身为女作家而要参加革命、要介入政治,使得丁玲不得不同时进入文学和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这两者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使丁玲的作品有了新的思考点,但其艺术个性却受到了损害.丁玲努力尝试调和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身份的矛盾,但事实上却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缝,建国后丁玲的创作即是明证.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新女性的巾帼精神——再论"丁玲精神"

丁玲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先进女性代表,也是新时代新型女性突出的典型.作为中国现代先进女性魂灵的"巾帼精神",在丁玲身上表现为新妇女的翻身意识、新战士的革命意识、新作家的服务意识和新慈母的全球意识.     

走不出的“围城”:女性解放的困惑——丁玲小说创作中女性文化空间的再解读

丁玲的小说在描写女性时运用了大量的空间形式,从小说发表顺序来看,其空间形式呈现出个人封闭向社会开放的特点,丁玲试图通过这种女性文化空间的位移来表达其女性主体意识。但是,不论是个人化的狭小空间还是社会化的宽广空间,丁玲笔下的女性始终走不出男性所建构的"围城"——权力话语空间,这也是丁玲关注女性解放的困惑所在。     

心灵的自我救赎——谈伍尔夫与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本文通过对伍尔夫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反映了她们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伍尔夫与丁玲创作的重点在于女性形象对自由意志的执着追求,她们始终将其强烈的女性意识渗透于人物的形象中,让这些人物形象经历了孤独苦闷、彷徨迷惘、坚定执着的新的人生发展之路.伍尔夫与丁玲的作品全力发掘女性意识,显示了她们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形成了中西小说最有价值的特色.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革命者与女性的深层焦虑——关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思考

<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人公贞贞的失贞是事实,但丁玲却在贞洁问题上提出更深的思考:肉体失贞不等于精神失贞.本质上讲,<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出具有革命者与女性双重身份的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它立足女性身份表达女性在战争中的体验,具有一定的超越时代的意义,但革命者身份又限制了丁玲更深层次的思考,没有实现对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最终超越.     

"南玲北梅"女性意识比较

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上,张爱玲与梅娘并称"南玲北梅".她们的创作都侧重于关注大千世界中女性生活的纷繁世相,剖析女性的内心体验和所受的压迫,从而表现出突出的女性意识.然而由于两人的人生经验不同、对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不同,她们的女性意识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张爱玲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苍凉的"人生经历,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男性的压迫和女性的奴性给予了冷静的观照;梅娘则怀着对女性的同情和关爱,在对女性的出路进行思索的同时,给予男性近乎绝望的批判.     

女性视域下的审美烛照--以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王安忆从女性的视角捕捉普通女性身上的闪光点、挖掘平凡女性柔弱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展露寻常女性性别角色中软弱的一面,本文以此为契机来观照其笔下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以爱情为主题,审美为旨归,向读者呈现出本真的女性情怀和内在的审美张力。     

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芳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孙惠芳是一位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依据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以荡妇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女性世界。概括为三类人物系列：一是在越轨的行为中，蕴含着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与提升；二是在情欲的驱动下，表现出对生活法则与道德规范的大胆蔑视与叛逆；三是采用传统的偷情或调情方式获取生命激情的宣泄和满足。在作者笔下，所有女性都无法逃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在当代文坛上，孙惠芳所表现出的女性体验、生命视角与人性关爱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对女性世界的体认 ,对乱世人生的感悟 ,都极富别具一格的女性色彩 ,她的小说中也相应凝聚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从月亮的意象及家庭婚姻两方面 ,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心理意识进行探讨     

论萧红小说中女性的存在性悲剧

本文通过对萧红小说中女性悲剧根源的分析,透视出萧红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论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情人形象

在海峡两岸女作家的笔下,女性情人形象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痴情女子,深陷感情的漩涡难以自拔;二是欲望女人,或为释放性欲而放纵自己,或因金钱、权势而出卖青春和肉体。此外,还有一类事业有成的女性,仅仅为了弥补感情的寂寞空虚而不得不去做情人。尽管这些女性性格各异、境遇有别,但是大多数都是依附于男性,缺乏独立意识。在她们身上,既反映了女性精神成长历程的曲折性和艰难性,也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试论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张洁把她创作的焦点放在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境况上,努力探寻当代妇女不幸的多种原因,她的小说透露出浓郁的女性意识。本文从张洁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和所揭示的阻碍女性发展的历史、社会痼疾,探析张洁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内涵、特点及其形成的自身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从而确认张洁的小说在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村上春树小说的女性解读——以青春三部曲为例

青春三部曲是村上春树走上文坛最初的作品,它字里行间折射出作家自身生活的境况,透露出作家的思想情趣.三部曲中的几位女性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长相一般,经历平凡,社会评价不高,这种大众脸谱使她们具有日常化、生活化的特性.她们主要作为男主人公性伴侣的身份出现在文本中,各自不同的行为所蕴含的温情感动了男主人公,成为他们牵挂依恋的对象.解读她们,可以帮助读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女性意识,进而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涵.     

伍尔夫笔下女性艺术家形象探析

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是20世纪初西方意识流小说和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在她的意识流小说试验中塑造了多位女性艺术家形象,这些女性艺术家形象普遍反映出女性在从事艺术创作时面临着父权文化的压制和艺术接受障碍的问题,伍尔夫在其小说文论中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并试图为女性艺术家们的创作寻找出路。她笔下的女性艺术家形象在其小说人物形象中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展现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形象,以丰富的层次呈现真实情感的女性世界,是连接其小说实践与小说理论的纽带之一,从其入手必然可以为伍尔夫小说与文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女娲原型意象与毕淑敏小说女性形象的关联性

女娲意象这一神话原型对毕淑敏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毕淑敏小说立足于女娲式的民族精神积淀和现代女性独立、自尊、坚韧的中介点,从"创世""救世"等角度广泛展开,深入开掘,从而完成理想的女性塑造。毕淑敏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品格特征与女娲意象两者之间存在着命脉相传的对位性关联,在她们身上融合了毕淑敏对生命传承、生存抗争、女性品格的深刻阐释。伴随着源远流长的女娲原型神话,毕淑敏笔下的女性形象也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     

张爱玲家族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其女性意识的基础是对二元对立的两性观的突破。她既透彻地揭开了女性在家族制度与父权文化压迫中的绝望经验,也戳穿了女性独立追寻生命自由的虚妄,以写实与象征的手法证实了她们无法拥有一间绝对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现实;女性在痛苦阅历中或疯狂复仇,或沉淀经验历练生活智慧,使苦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精神成长的资源,但最终却无法以胜利者的强悍姿态宣告自己的未来;她们对人生价值的最终确定是在两性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经验话语中完成的,而这正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获得精神成长的体现。张爱玲是将“性别政治复杂化”与她的历史观、写作观达成统一,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女性主义政治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