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史官制度简论

在政治上处于二分裂动荡、南北对峙的六朝时期,在史学上却出现了发展的高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六朝时期“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的景象,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但六朝的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是六朝史学繁盛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六朝统治者重视史学首先表现在史官制度上。因     

史学与文学、文献学的有机结合--评《六朝史籍与史学》

对于六朝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来学界尤其关注江南开发史的研究,六朝是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有关六朝的诸多历史问题,使得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探讨,成绩巨夥。但对于史学发展研究方面,则明显投入精力不足。截止上个世纪90年代,曾陆续出版了几部有关六朝     

以史论政：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以范祖禹、李焘为主线的考察

宋代取鉴史学发达,四川史学成就突出。北宋以范祖禹为代表,他通过对唐代史的论述,阐述其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南宋则以李焘为代表,他系统总结了六朝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并为南宋政府设计了恢复中原的诸多方针、策略。史论日益成为四川史家普遍采用的史学形式,以史论政则又成为宋代蜀中史学经世致用的重要表现。     

六朝道教人物杂传述要

汉魏之际，道教的创。入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道教有很大发展。记录道教人物的杂传大量出现，成为六朝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的道教人物杂传，数量超过了佛教人物杂传，但从记载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夹杂了不少虚构和假托的成分，不如佛教人物杂传翔实。本文将六朝道教人物杂传及有关资料作一简要介绍。     

论唐传奇的史学印迹

本文试图从唐传奇内容的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产生于史学氛围中唐传奇身上所带有的史学印迹。一、记述神仙怪异故事的唐传奇，有许多是在实录社会传说及前代典籍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而写就的，这也是史家“实录”的一个反映，在历代史书中都有体现。二、记述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唐传奇，目的则是为了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寓褒贬，刑警恶”的史学传统。这两方面都带有史学印迹。     

略论梁武帝的文化成就及其对江苏文化的影响

梁武帝是六朝时期最具文化素养的皇帝,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玄学、文学、史学、佛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对江苏区域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择其大端者主要有:推行尊儒重教政策,促使江苏文教事业发展;雅好文学,推动江苏文学繁荣;重视编史修史,促进江苏史学兴盛;倡导文化兼容,推进江苏文化多元发展.     

《六朝史》鉴定会在我校举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的《六朝史》(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主编)是我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承担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项目之一。课题负责人为教研室主任张承宗副教授。1992年6月10日上午,该项科研成果的鉴定会在我校举行。参加鉴定的同行专家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简修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连达、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副会长、副研究员     

浅论魏晋六朝杂传的文学价值

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骈文和赋的文学成就都作了新的探讨,有一定的进展;但却忽视了“杂传”的研究。杂传的性质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史学界对它的史学价值,在近年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已被提到。目前的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作把那些具有文学价值的著名的古代历史著作称为史传文学,而对魏晋六朝的野史杂传则很少提及。杂传属人物传记。古代目录学分类中一般把杂传列入史部。当代有的历史专著则把魏晋六朝     

区域性断代史研究的硕果——读《六朝史》有感

由苏州大学历史系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等主编的《六朝史》一书,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大量搜集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之进行认真、艰苦的爬梳分析,广泛吸取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历史上极富特色的六朝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削析的探索,并力求揭示内在的发展规律。应该说,该书的问世,不仅对六朝史研究,而且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界,都是一项引入注目的丰硕成果。传统史学往往注重统一局面的发展,忽视对分裂时期的研究;注重全国性、普遍性的问题,对地区性、特殊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实际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统一与分裂一直是贯穿其中的矛盾。统一局面的形成、发展,固然有利于社会安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评《六朝文化概论》

《六朝文化概论》对六朝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全面研究,全书体系严谨,结构合理;对史料的广泛占用和动态引用,表现了作者很强的学术敏感性和学术成熟度。在占有大量新材料和努力吸收了多年来六朝文化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深层次挖掘了许多新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列子》与六朝文士的演生

《列子》是东晋人假托的一部极具表演特色的书籍,典型地展现了六朝文士的演生心态。书中意欲消泯魏晋以来的有无之辨,将人生视为生死等量齐观的过程。这与六朝文士对于生死大化的挽歌情结十分相似。《列子》作者进一步对命运进行重新解释,用人力与命运交争的主题来反映当时人的命运观。这些与六朝文士咏叹命运的文学主题十分切近。《列子》一书反映了作者与注解者在生死无法预料的情形下,从狂欢走向悲歌的必然历程,从而展现了六朝文士独特的演生历程。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论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及《重释》

孙玉石的《〈野草〉研究》 ,是作为鲁迅学一个分支的《野草》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其最为明显的特点是系统性 ,使《野草》研究从单篇的解析、专题性的论析 ,迈向了体系化的系统研究。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理研究 ,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的逞意判断和任意发挥。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善于以美学的眼光审视《野草》 ,以诗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这部散文诗。系统性、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这三个特点聚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全书的重心 :《〈野草〉的艺术探源》。而他最近出版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 ,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野草》解释性读本 ,与《〈野草〉研究》一起 ,合为孙氏《野草》学著作的双璧。为鲁迅学以及《野草》学的发展开拓出了一条正路 ,树立了一个范式。     

"清":六朝人才性美、情感美完满而澄明的显现——六朝美学范畴"清"的内涵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中,"清"也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澄明"是"清"的基本涵义,指艺术作品整体风貌的澄澈明净."清"的澄明本义使它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和覆盖性,渗透进了众多美的风格、美的表现中,使众美鲜明朗畅、澄明光鲜."清"是六朝人才性美、情感美完满而澄明的显现.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美学视野中的“丽”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被广泛地用来品评人物、景物(包括山水、服饰、建筑等),表现出多重审美内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六朝文学中,文章“丽”化,一以沿之。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纷纷自觉地运用“丽”来“品文论艺”,“丽”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建构出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真正升格为一个能够多维度地综合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审美思维系统。     

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六朝江东土著世族研究一向比较薄弱的局面。该书既有溯源性的导论,又有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全面考察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的综合性结论,而其主体部分则为若干个案研究。全书点面结合,颇多胜义。对书中的若干弱点和疑点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商榷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