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视野下受众研究的嬗变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受众观到霍尔“编码/解码”模式中对受众主动性的肯定,再到费斯克对受众创造性的张扬,受众研究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导致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现实之间产生隔膜。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其实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应该把“主体间性”概念引入当代受众研究的视域之中。     

教育史人物研究中不在场的“人文精神”及回归

教育史研究中的人物研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然而,近年来的教育史人物研究却陷入了 困惑和迷茫的境遇,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中“人文精神”的不在场。“人文精神”是教育史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 内在要素,而这种要素的缺失究其内部原因主要归于研究中的人文性理念不足、多元性研究方法不足以及对 于当下教育实践和改革的关照不足等。因此,教育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应该通过正确地定义研究概念、运用 “视阈融合”的方法以及加强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关照等来获得“人文精神”的回归。     

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

《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开眼看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开辟新领域。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多样化,摒弃绝对化的研究模式和引进非史学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书中关于广东社会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亦新亦旧、有得有失的方法”,“呈现出向商业社会过渡的特征”等论点和论述,以及对“地方主义”和“地方实力派”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和科学的总体定位,均体现了作者不囿成见与追求新知的勇气,为作者及后来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路·阿尔杜塞论“现实人道主义”

“现实人道主义”这一专门名词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那特定的形容词“现实”二字。在语义学上,“现实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同非现实人道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抽象人道主义以及思辨人道主义等等概念相对立。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同别的人道主义形成对照,同时它还否定了抽象性、非现实性等等传统人道主义的特征。因此,     

概念史研究的视域与实践：读方维规教授著作《历史的概念向量》

概念史是人文学科中以概念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概念史可被视为“历史语义学”,即在语言和事物关系的维度上论述概念与历史之间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方维规教授是国内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出概念史在中国学界的研究视域与实践。通过交流与论争,他的研究揭示出概念史与“话语分析”“历史语境主义”及“关键词”等类似研究模式的异同。     

笔谈：混合方法研究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本土化——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问题及理想范式——基于研究方法论的视角

混合方法研究是指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定质研究或质的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被美国学者称为继定量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对它进行系统的译介、分析，并进行合目的、合规律的改造，使之为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质量服务，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诉求，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实践的需要。为此，本期特推出由田虎伟博士主持的2009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课题——“混合方法研究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本土化”系列成果，以期反映对该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     

中国社区研究谱系论

中国早期社会学者在社区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社会学中国化核心议题。基于学术史角度，中国社区研究概念及其方法应用与理论谱系形成能够得到更为深入讨论。与“照片式”或“个案碎片”研究发掘中国社区研究所蕴含的思想功用不同，作为一种方法论尝试，从社区研究中国化本源出发，系统论述社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渊源，着重研析将“社区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本体论与方法论、质疑论与回应论的学理问题。在阐明社区研究边界及关系基础上，将阶段性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术思想成果整合成为相互衔接“电影式”的社区研究谱系，从静态走向动态，达至历史与文化、结构与功能历时性赓续，以全景式地“明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之目的。本土化的中国社区研究谱系形成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成为主要的话语资源之一,与文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西方主题的中国语境化、文学批评的自我封闭以及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回归有关。"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它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它开拓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惯性视域,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伸展性;它淡化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观念,把非经典、非精英文化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当然,"文化研究"也还存在着如何转化、如何批判和如何深入的问题。     

“民族”概念的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思考

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石,讨论并走出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困惑,还须从其最基本的“民族”概念着手。要结合西方民族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分析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生成的历史渊源,梳理其演变发展逻辑以及学术思想轨迹,找寻中国化的“民族”概念形成的原初动因;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当今我国民族研究的核心命题,把握其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政治诉求,进而以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厘清“民族”概念中国化与中国化的“民族”概念之间的原初张力;在反思“民族”概念中国化的原初误读、泛化应用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和“人民性”再造民族群体意识,重塑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生成具有时代特质的现代“中华民族观”,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理论学术体系。     

北京学与汉城学

中国的北京学与韩国的汉城学,都是新近兴起的带有社会综合性质的地方(地域)学,并于20世纪的90年代先后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两者有相同的产生背景,有相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很多.同时,北京学和汉城学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分析比较两者的异同,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对推动北京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性别批判回到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喧嚣之地。在本土女性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意识的交杂中,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滥用,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多元化的激进和浮躁,也使得其无法避免性别主义批判与学术研究价值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女性主义批判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在研究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当代女性主义带回到性别研究的学术殿堂。     

逻辑和语言研究的交叉互动

逻辑和语言的研究分为句法、语义和语用几个领域.在语义领域,其主要理论有蒙太格语法、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述理论、情境语义学和类型逻辑语法.这些理论自上世纪下半叶诞生起就早现出逻辑和语言研究的交叉互动:尽管在形式语义学框架内逻辑始终强势影响着自然语言的研究,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通过形式语义学的研究也一直作用于逻辑工具的创新.     

训诂学与俗文化研究

郭在贻提出研究俗语词为训诂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但对现在的俗语词没有提及.训诂学不应局限在俗语词方面,还应扩大到俗文化范围,从研究古书走向俗文化研究,对人们喜闻乐见的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揭示其所以然及俗误.训诂学对周易预测算命、取名、方俗语研究、英语教学、新词揭源、地方文化研究及数字化电子文献的整理校勘等都有重要作用.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试析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基于文化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的双重关系,首先是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包容性关系,其次是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分离性关系,二者之间的互动促成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范式.     

文化研究的人类学面向

当下国内的文化研究应当借鉴人类学研究路径,从单纯的理论演绎和文本分析回到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研究中来,强调文化源于人的经验和实践活动的品质、尊重人的差异性与能动性,保持跨文化的研究视阈及文化反思精神,深入践行多样态的民族志方法,阐释和分析文化经验的多种可能性,拒绝符号学—结构主义式的模式化普适化的话语表述,寻求知识的历史化、语境化、地方化和多元化,累积出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     

近邻留学选择新加坡

近年来，“新加坡教育”在亚洲及世界越办越响，已经形成品牌优势。在刚刚结束的春季国际教育展上，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教育负责人张赣民女士和林玉玲女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新加坡5个政府部门联合打造、大力推广的结果。     

城市语言调查

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语言问题,与此同时,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改变了语言学的实证基础。面对研究对象的变化及其对语言学理论的挑战,一批中国社会语言学家开创了城市语言调查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经过数年的发展,城市语言调查确立了比较明确的理论和方法。城市语言调查依据的主要理论是言语社区理论,探索社区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城市语言调查强调客观、全面地调查研究城市语言状况,反对依靠个别人主观判断的研究方式。产生于21世纪中国的城市语言调查目前已成为国际化的语言学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