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

在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基本方式,那就是自娱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自娱式消费、寄食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特权式消费、卖艺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平民式消费。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各有其特点,并在中国古代歌诗发展史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歌诗艺术向前发展。研究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问题,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从“以舞表情”到“借诗言志”——论舞蹈与先秦歌诗的发展

远古时期歌乐舞三者密不可分,混合为一。在这种混合艺术中,舞蹈是其核心,歌诗依附于舞蹈而存在,是舞蹈的伴奏和节拍。在舞蹈的影响下,歌诗的功用在声而不在意,且在内容和艺术上呈现出"浅薄而粗野"的特点。歌诗的这种存在状态及特点,使其不具有独立传播的价值,因此在后代的典籍中,很难发现远古歌诗的踪影。至周,礼乐文化兴盛,歌诗成为时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此时歌诗方摆脱舞蹈的束缚,得以进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并快速地走向繁荣。     

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唐歌伎与歌诗创作

唐代不少诗都是为歌诗传唱而作,而歌诗本就是一门涉及到声、舞、乐、容的综合艺术,其演唱者(歌伎)对歌诗的创作及传唱皆有较大的作用,从创作题材到作品风格及其声律,歌诗创作都深受其影响。     

金代文人歌诗与道人歌诗

金代歌诗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连接宋元音乐文学的重要纽带。以世宗朝为界，金代歌诗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无论文人歌诗还是道人歌诗都显示出朴拙的特点。后期文人歌诗以赵秉文为纽带，在王庭筠、元好问等人参与下发展迅速，表现为对汉乐府传统以及唐宋新题乐府的继承。后期的道人歌诗以丘处机为代表，一改前期王喆歌诗的口语化和民间化特征，变得更加典雅、丰赡，从而开始了道人歌诗的文人化转向。     

白居易“歌诗”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白居易重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歌诗”的理念,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随处可见此种理性操守的映象和轨迹.所谓“歌诗”,既不同于后人提出的“声诗”,又不同于所谓的“涉乐诗”,有着独特的品性和自足的内涵.从接受美学史的角度着眼,白居易觉察到,“音韵优美,便于歌诵”的“歌诗”不同于只是诉诸语言文字而仅供阅读的诗作,“歌诗”更宜于传播.白诗浅俗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执著追求音乐性有关.白氏的“歌诗”思想,既有音乐美学的高度,又有艺术实践的可操作性.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一种《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它以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为底本。附以姚文燮:昌谷集注和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另外根据各本文字做了校勘。此书对于研究李贺的歌诗是一种比较实用的版本。关于李贺的诗,颇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唯美主义诗人。有人肯定他在诗史上的贡献,也有人认为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其实,李贺的诗自有其独创的艺术成就。他虽不如李、杜、元、白那样享盛名,但在中国诗史上,却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典型。     

论艺术消费的主体性

在整个文学艺术活动的发展史上,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艺术生产为艺术消费提供对象,艺术消费促进艺术生产的发展,两者缺一都不成其为完整的文学艺术活动。传统的文艺理论只把艺术生产——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注重艺术生产在整个文学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它对艺术消费的决定作用的研究,而忽视对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白居易美学思想分析

本文作者对白居易的美学思想作了新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在李白、杜甫之后,白居易通过说诗、论诗、评诗和写诗表达了他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鲜明地亮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美学主张。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断肠声里忆先朝——从何满子传说看中晚唐社会心态及其对诗歌走向的影响

由于开元天宝宫廷盛行的乐曲能从多方面满足中晚唐人对大唐盛世的追念,遂成为那个时代最受青睐的怀旧介质,乐人的命运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何满子临刑献曲的诸般传说,便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产生的.强烈持久的怀旧心理必然影响文学创作,开元天宝史事轶闻成为中晚唐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怀旧心理的自然走向,决定了这类诗歌除了始终萦回着的感伤情调之外,写作重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中唐的侧重猎奇,逐渐转为晚唐的侧重反思,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晚唐咏史诗的发展.     

“形似神不似”：诗歌与音乐的区别及其艺术原理意义

虽然诗歌和音乐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在艺术根源、幻象性质、语言运用、符号载体、内在品质这些方面分别存在梦境与醉境、空间与时间、理性与感性、能指与所指、诗歌与诗意的重要区别,并因此具有不同的艺术性质。分析这些区别对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理解艺术的本源,拓展艺术原理,把握艺术趋向音乐的根本原因具有积极作用。     

试论尚德义花腔艺术歌曲的“民族因素”

本文论述尚德义的花腔作品使用了传统音乐语言,对其旋律手法、调式音阶、和声语言及节奏节拍,并在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的认识

对北宋七绝审美风格迥异于唐人的原因,清代一些诗评家将其归结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源起的错误理解。此类论述涉及问题有二:一是北宋诗人认为七绝乃截律而成;二是北宋七绝不像唐代入乐而歌。其评述似是而非。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西域摩尼教的乐舞艺术

本文从乐人、乐器、乐曲以及歌舞戏方面进行考订 ,指出摩尼教乐舞艺术在西域的产生 ,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探微

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淮南子》一书论及天文地理、兵略治术、人文自然等,对《淮南子》各篇中论及音乐的文字进行探究,从而归纳总结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成因和儒道思想相融并争、矛盾统一的特征体现,以及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