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乐福现象看我国零供关系

以家乐福为例,分析了零售商和供应商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认为零供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零售商畸形的盈利模式,零供关系中零售商和供应商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我国市场法制不够健全。解决零供矛盾需要政府、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法律,加强市场监管;另一方面供应商要不断增强自身力量,同时零售商也要变革盈利模式,与供应商建立合作共赢的零供关系。     

跨国零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规制评述

针对跨国零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越来越严重的情况,近年来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规制措施,并主要集中于法律规制、行政规制等几个方面。但是,跨国零售依然以各种方式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零供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为了增强规制效果,建议增强《反垄断法》的实效性,制定统一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法》,发挥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     

在华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交易冲突新动向及关系协调

在华跨国零售与我国供应商交易矛盾由来已久,且持续不断。当今市场环境下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的交易冲突出现新的动向,矛盾聚集在"交易合同"的不平等;交易价格不公平;交易费用不稳定;交易发票的不规范等方面。在华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的交易冲突是流通领域变革背景所致,是买方市场势力的体现,也是我国相关法规疏漏的反映,还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行为协会整体作用缺失的缘故,更是零供双方市场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因此,在认识层面上需要超前意识,以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零供矛盾机理;以动态的眼光关注零供关系的发展趋势;在政策、制度层面上,需要加大控制力度和执行力度,以规范在华跨国零售商和我国供应商利益关系;在法律层面上,需要系统地构建法令法规,以约束在华跨国零售商和我国供应商利益关系;在行为层面上,一方面抑制跨国零售商在华市场的买方强势,削弱其商品交易的相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扶持我国供应商的卖方弱势,增强其商品交易的竞争地位。以此协调在华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的交易关系。     

农民工法律地位的界定及考察路径——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

农民工法律地位,是农民工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综合体现,它具有法定性、独立性、合法性等特点.考察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可以从法律关系切入:一方面,在抽象法律关系中,集中从宪法视角研究农民工在宪法关系中的根本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从多元视角观察农民工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相对法律地位.     

试论教师的法律地位

教师的法律地位,是指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教师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它具体体现在教师的法定身份、教师与政府、教师与学校、教师与学生、教师与社会所构成的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教师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等方面。教师的法律地位也是教师社会地位的具体体现。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就要依法保护教师的法律地位     

影响港口经营人法律地位的因素研究

港口经营人法律地位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并且一直是海商法理论和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选取全新角度,着眼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影响港口经营人法律地位的相关因素,并具体分析港口经营现状、港口作业合同、租船运输方式、运输条款等与港口经营人法律地位的关系,可以切实论证港口经营人法律地位的非单一性。     

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法律关系的变化

行政相对人权利类型的丰富使其法律地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传统行政法中的从属、消极和被动的法律地位转变为现代行政法中的独立、积极、主动的法律地位。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变化使其与行政主体的关系不再局限于行政权力支配下的“命令—服从”模式。在现代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表现出更多的交流与沟通。     

论和谐社会中的小商人法律地位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商人尤其是小商人的地位从社会结构与公众评价角度观察仍需改善。法律上,在我国民商合一态势下,小商人的法律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经营风险是不相符的,商法之保障经济安全、便捷、高效发展的价值功能未能得以实现。本文从经济、社会与法律的互动关系视角出发,比较大陆法系商法历史与法法律制度,揭示我国目前对于小商人法律地位规定与认识的不足,在实践与法理层面初探小商人在当代中国应有的法律地位。     

行政诉讼原告法律地位的三重角色及其实现

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地位是行政诉讼原告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相对于法院和被告在不同法律角色上的功能定位。我国应在程序启动者、事实证明者和诉讼推动者等法律角色中 ,限制法院的职权 ,赋予原告更多的主动权 ,保障原告的当事人地位 ,并真正实现原告和被告的法律地位平等     

企业监督对供应商集群内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连带责任治理模式

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82个供应商小组样本,并基于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研究企业监督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带责任治理中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对同伴监督的正向作用减弱,供应商之间的横向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作用减弱;同时,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同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间接抑制作用减弱。因此,企业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带责任治理时,应限制对自身权力或地位优势的依赖,减少对供应商的监督,以免抵消集群内同伴监督的效果。     

考虑进口配额的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模糊多目标优化决策

针对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问题,在考虑进口配额限制和需求不确定的情境下,构建了一个实现核心制造商利润最大化和供应商交货质量最大化的模糊多目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该模型考虑汇率、关税等多个全球因素,采用一种交互式模糊多目标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应用一个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1.存在进口配额限制时,制造商会优先考虑低成本高质量的海外供应商,达到配额限制后再选择本土供应商补充剩余订单;2.人民币汇率正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人民币汇率上升时,制造商进口成本降低,其会将更多订单分配给海外供应商;3.关税负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关税上升时,制造商会减少关税高的供应商的进口数量,选择替代供应商来满足其需求。由此获得如下管理启示:1,制造商企业在选择跨国供应商时,应重点关注本国的进口配额政策,使供应商多样化以减少针对单一供应商配额政策剧烈波动对制造商采购成本和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2.汇率时刻都在变动,制造商企业应关注本国和供应商所在国的长期汇率政策以及短期突发事件对汇率的影响,及时调整订单分配决策。3.制造商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需要对供应商所在国的短期和中长期关税政策进行综合评估。     

供应商关系管理的关联度-竞争力-增值率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供应商关系管理是核心企业采购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关联度-竞争力-增值率三个维度的供应商关系评估模型,采用灰度组合方法,将供应商划分为战略型、伙伴型、优选型和交易型四类,并建立了供应商关系矩阵,以此作为核心企业供应商关系管理的依据。通过对四种类型供应商行为特征的分析,针对不同类型供应商采取相应的激励与制约手段,对供应商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降低核心企业采购风险,发展具有升值潜力的供应商。     

供电企业如何开展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基础和起点，通过研究供应商选择的标准，供应商评价的因素，供应商选择的步骤，建立伙伴供应商关系，形成一个动态的、优化的供应商数据库，从而降低供应商资源市场的数量，优化供应商结构，建立信息共享的平台，形成长期、具有创新的供应商管理体系。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和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相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政府供给出现了低效率和无效率,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当多元化,借鉴国外的经验,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是唯一的,从组织形态上看,农村社区、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必须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充分调动各种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步伐。     

生态财产权的类型化建构与制度表达

基于有效保护生态产品供给主体财产利益的要求,引入生态财产权概念,从外在和内在的类型化两个方面单独探讨供给主体生态产品财产利益的财产权建构。研究认为,生态财产权是供给主体对所供给生态产品的财产权利,是自然资源财产权的结构延伸以及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补充,有坚实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基础。此外,在类型建构的基础上,应遵循权利演进逻辑,以生态产品供给的需求、界分技术的支撑和利益结构的变化为限度,从单项和整体两个方面拓展生态财产权的类型,明确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内容,实现其内在和实质的类型化建构。同时,完善生态产品的登记认证、抵消和移转制度,为生态财产权的生成和实现提供关键的制度保障。     

对供应商自建经销渠道的思考

供应商与零售商的矛盾长期存在。当前,供应商自建经销渠道、零售商发展自有品牌是各自的重要对策。供应商通过自建经销渠道掌控市场、维护自身品牌,但也存在弊端。对此,应该从政府、供应商自身以及行业协会等方面积极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建立和谐的零供关系。     

保障性住房建设财政政策的效率及对策研究

住房的特殊性决定了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性,所以,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财政政策的效率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有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可供选择,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财政政策的工具主要有供给方补贴、需求方补贴等。政府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对需求方和供给方施加影响,具体的效率取决于对各种政策工具的理解和对结果的预测。文章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财政政策的效率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以保障全体居民的居住权利,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乳品加工企业与原料奶供应商合作效率分析

在构建乳品加工企业与原料奶供应商合作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实地调查资料,对乳品产业链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原料奶供应商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合作效率进行了实证考察。分析结果表明:在散养农户、奶牛小区和牧场三类原奶供应商中,牧场与乳品加工企业的合作效率最高,奶牛小区次之,农户最低;影响乳品加工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合作效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双方的合作能力与条件以及合作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