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庄学的世俗化与嵇康接受中的讥评

六朝士人受魏晋以来庄学世俗化的影响,在心态上与嵇康颇有隔阂,对其调和儒、道的努力,无法达成“了解之同情”,却普遍将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归结为未能透彻领悟和积极践履庄学,造成了六朝嵇康接受以讥评的面目呈现.唐宋以降,受儒学复兴与“以儒解庄”思潮的影响,嵇康忠义的品格得到表彰,六朝相关言论也得到富有针对性的反拨.但值得注意的是,讥评的代表性观点依然不时出现在士人的撰述中,反映了他们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复杂心态.作为一个特定视角,对嵇康评议进行历时性考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体察古代士人心态演进之轨迹.     

中国古代清议传统略析

清议传统在中国古代形成较早,是民众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从汉魏六朝至宋元明清时期,清议现象一直延续在社会政治和士人心目中,并对古代政治体制、士人风尚、民族文化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临终遗言:汉晋之际士人死亡观演变的一个思想史解读

人的临终遗言或许能提供比其生前更真实的思想资料,透露出比正史所载更为真切的历史信息.汉晋之际士人临终遗言中体现出来的死亡观,经历了一个从"嘉生恶死"到忧生顺死、从追求厚葬奢葬到践行薄葬俭葬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临终遗言及其背景的解读,可考察汉晋时期士人死亡观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史.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体意识

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但是音乐的,而且是哲学的,隐含了嵇康对生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价值认同,代表了魏晋士人探索主体性价值的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认识的新的理论趣味,既奠定了嵇康音乐新解的历史价值,也建构起他所主张的个性自由和逍遥的理想"音乐"人格。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中士人形象比较略说

中国士人的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独特的意义。战国与汉魏六朝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特征明显的时期,《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二书当是解析其时士人风貌精神很可靠的文本。两份文本内蕴的记言方向、记录的历史背景及人物的思想活跃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士人阶层在战国形成,形象各异;经由汉魏六朝承接演绎,更多形成为群体形象。战国时士人的＂行＂、＂兼善天下＂经时空,到汉魏六朝时多呈现为＂藏＂、＂独善其身＂,但二者内在一脉相生,几乎为中国古代士人的行迹奠定了两条遥相呼应的主线。     

士人的文化心态与朝隐思想的流衍

朝隐是晋宋后士人普遍奉行的一种处世哲学和隐逸方式,是专制体制下君权政统与士阶层道统矛盾斗争滋生的产物。作为朝隐的雏形,西汉东方朔提出的"避世金马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变通隐逸方式,它为集权政治下的士人在政治附庸和心灵超越间找到了一条立身之道。魏晋以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士人价值理想的龃龉使士人对政统日渐离心,郭象玄学思想的播散使士人普遍认同"出处同归"的朝隐意识,朝隐因此沦为六朝士族依隐玩世、抛舍个人社会责任的托词。开明的社会政治、园林的普及使初盛唐朝隐在六朝基础上发展出肯定积极事功的时代新义,朝隐不废经世之心,唐人身居魏阙而又优游林泉,在山庄别业中兼仕隐、齐出处,实现其遗世之想与山林之思,成为盛世气象下朝臣即闲得逸的心态的标榜。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文选》编选与嵇康形象

萧统的《文选》编选,不但反映其选文标准,更重要的是其对人生价值观的探讨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正始时代的风云巨变与嵇康本身内在特质的结合,使其形象在生前被偶像化、在死后被传说化,并且作品集数量增多,这都加大了编选的难度。本文从《文选》选录作品的正面分析,"竹林七贤"与陶渊明评价的侧面比较,以及他人作品折射的嵇康形象出发,以《嵇康集》与《文选》编选作品之对比为主,以持相似观点的《文心雕龙》印证为辅,从而体察到在《文选》对嵇康诗所作遴选和嵇康人物形象的还原方面,萧统不但寻求与其性情相合的一面,还善于发掘"知音",他试图从文本出发呈现多面向的嵇康形象与内心世界,具有对文士"和而不同"的器度。     

从尊崇门当户对到信奉郎才女貌——解读《游仙窟》中唐代爱情婚姻观念的转变

"门当户对"的爱情婚姻观念自魏晋六朝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等统治者大力打击门阀制度,使社会上不良婚姻风气有所改观.《游仙窟》中对士人才学、女子容貌的细致描写以及情爱场面的大胆描述,反映出唐代士人的爱情婚姻观念,由重视"门当户对"向"门当户对"与"郎才女貌"并重的转变.     

关于李白“捉月”传说──兼及临终传说的传记意义

关于李白“捉月”传说──兼及临终传说的传记意义松浦友久（一）引言李白晚年在长江采石矾醉酒入水捉月沉溺而死──这一传说已成为李白诗风和人品的象征而广泛流传于世。在一般中国诗人中，可以说李白是传说最多的一人，“捉月”传说只就其描绘了诗人一生中临终场面这点...     

晋人之美：品藻中的六朝士人形象?

有关六朝士人形象的研究,理论界多以“魏晋风度”或“清谈雅士”来定位,而对这一时期随时代思潮而嬗变的人物形态风尚则较少涉及。六朝早期的士人容止随审美风尚的变迁分为两种主要形态,其一为提倡精致柔美的士人形象;其二为崇尚放达的不羁形态。而南朝以降,人们则崇尚兼具两者特征的端庄、洒脱的神人风貌。     

《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出版发行

由我院中文系李建中博士撰写的《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一书,已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断代史。作者站在现代心理科学高度阐释了中国古代文论,发掘整理了汉魏六朝文论典籍中的文艺心理学思想,揭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艺心理学     

酒与魏晋士人的孤独

汉末曹魏集团中，酒与人们摆脱时光飞逝、功名难就的孤寂心态相联系。在六朝士人之中，饮酒的最根本动因，则是为了解除人生短促、天地永存带来的孤独与忧闷。六朝后期许多士人只是将酒视为穷奢极欲、不问政事的消遣物，与“竹林七贤”、陶潜、庚信的饮酒大不相同。     

真实的荒诞与虚无的崇高——以六朝“驴鸣”为例

六朝时代，一度被誉为风流蕴藉的华丽时代，士人们“玄远冷俊”、“高简瑰奇”的“做派”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个体生命在演绎传统赋予的崇高意义的同时，又时时不忘消解生命价值的尊严，真实的荒诞与虚无的崇高有机统一，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士人们的精神层面中，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简论嵇康诗文中的儒道之争

嵇康生活在政治制度极为黑暗的魏晋之交。当时的司马氏集团用儒家忠孝思想麻痹世人,这使得部分士人感到极度失望,于是开始用清谈玄学来抒发内心不平,希望通过超脱现实、远离尘世的思想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因而,嵇康诗文中既有老庄优游容与的生活方式,也有孔孟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儒道两种思想意识的冲突构成嵇康思想中不可开解的内在矛盾。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仙境传说的类型及其成因

仙境传说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重要题材内容。以时空所造成的不同情境的强烈对比,显示人世间的荒谬与虚无,这是六朝乱世心境的写照。仙境传说,受仙道思想影响,而又以世俗形象化的方式表达,以洞穴、服食、观棋等主要传说类型,表达人世迁变无常的感怀,成为后世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原型意象。仙境传说视游历为一种启蒙,这是此类传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