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

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

在科举时代,科举成为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科举对今天的教育制度仍有消极和积极的影响.由于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而,"科举学"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门专学.主要研究问题集中在科举对现代教育及教育价值的影响;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科举与高考的比较与借鉴;科举与自学考试的比较与借鉴."科举学"研究对现代考试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科举学研究:在学科与专学之间

科举学的学科性质是最近几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的发展方向,而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研究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走向开放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     

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逐渐形成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专学。科举学的形成,经历了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走向理论探讨与专学构建的过程。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分散走向综合。21世纪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将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     

从考试科目与内容看"科举学"的广博性

科举学不仅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且其研究内容具有广博性和现实性.探究种类繁多的科举考试科目和宽广专深的考试内容,既可从一个角度展示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可为当今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科举学”: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

随着科举研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海内外各自分散的和各学科各自独立的科举研究已逐渐交流、汇聚。这种研究郁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综合化与系统化,“科举学”于是在９０年代悄然兴起。科举研究之所以能够成“学”,在于它既是一门具有独特性的专门学科或学问,又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作为一门专学,“科举学”与朱子学、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物、著作、文物或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或专门研究领域。朱子学以一人名学,红学以一书名学,敦煌学以一…     

对"上海学"研究的思考

对于是否需要建立专门的学科体系来统领对上海的研究,学术界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和思考.今天我们再从宏观区域角度、都市地理学角度、大城市内部发展角度、大都市市民研究角度等方面探索上海学研究的几个重要的方向.建立上海学这门学科将推动整个城市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土司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

"中国土司学"作为一门专学,必须在凝炼学科方向、打造学科特色、建设学科队伍、加强科学研究、搭建科研平台等方面着力。只有土司研究学界的专家学者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并使之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才能快速建立起"中国土司学",并使之健康发展,茁壮成长,立于我国学科之林。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对于李约瑟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众多学者试图做出解答,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官僚体制"说、文化影响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说、"人口规模+科举制"说、整体研究论等.在对这些解释进行简要评价的基础上指出,对"李约瑟之谜"的全面回答实际上超出了科技史范围,而且对该问题的全面回答将大大加深我们对历史发展的理解.     

论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解体与留学教育在近代的兴起有着一定的关联。留学教育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们突破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束缚 ,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思想支柱 ,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 ,重塑了国人被扭曲的人格 ,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树立了样板 ,这样 ,科举制度的解体成为大势所趋。     

科举评价:标准、视野与影响

科举评价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它对近代文官制度的重建、学校教育转型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科举时代的科举评价,需要确立多元评价标准,拓展评价视野,从“科举学”的全新视角,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     

科举法与科举制度

从科举法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出发,认为科举法设计了一套考官之间、考生与考官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具有重视程序建设、相关规定严密而具体,具有可操作性、重视礼在科举制度中的价值,道统与法统相统一、公平性等特点。科举法与科举制度关系十分复杂,它是科举制度的护航者,但在一定情形下也与科举制度的目标相冲突。     

唐代明经科与进士科的位相:制度上和社会认识之间的乖离

唐代的明经科是国家为加强中央集权化而形成的科举制度中比进士科更占优势的科目,但处于当时以士人为中心的社会认识中反而不如进士科重要。这种制度和社会评价之间的拮抗过程使明经科的实质重要性渐渐下降,直至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变成进士科这一单一科目。通过对比进士科和明经科反映出的这些现象表明,在国家权力和士人在社会、文化上的力学关系中,士人所起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令人瞩目。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科举,它不仅是以国家选拔官员为主的政治制度,其中还包含着士人所主导的社会、文化性因素和影响。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学科制度视野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路径探索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知识行动者基于特定的学科制度框架所从事的跨学科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活动。学科制度精神的惯性约束和学科制度结构的刚性壁垒,阻滞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进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话语霸权以及现代学科疆界林立的大学丛林,则为阻力的生发提供了土壤和养份。为了推动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还需要多管齐下：开展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培育知识行动者;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推动多中心治理为特征的跨学科学术建制的建立;运用协作式或整合式方式推动跨学科研究计划、目标、概念的共识;扬弃传统科学思维方式,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在体制内优化跨学科研究的制度环境。     

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研究型大学既是不断产生新知识的一流科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创新教育基地。与教学型大学相比较,它拥有自身的特征,并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任务,以精英式教育作为指导方针,充分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创造力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