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科举考试应试科目述论

辽朝科举考试与唐宋科举考试一样,有常举与制举之分,因而其科目设置也分为常科和制科。辽朝所实施的常举考试科目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和律学科,进士科和明经科从辽朝科举考试肇始便已设立,律学科的设置出现于辽朝的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辽朝末年;制举科目主要有举才行、贡明经、茂才异等、举才能、举贤良。辽朝的常举科目受唐宋影响较大;制举并不十分发达,只是偶尔为之,不具长期性、制度化。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唐代书判拔萃科的设置、沿革及其影响

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士人以拔萃科及第释褐,授官的高低、清浊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以拔萃科及第迁转时,所授官要看前任官的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与其最初是否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出身在士人迁转中优于明经兼拔萃科。不过,以制举、门荫兼拔萃科及第迁转中央官者,却要优于前进士、明经兼拔萃科出身者,多为京县尉、拾遗等最为清显的基层官和中层官。     

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

宋代词科是朝廷选拔代王言之词臣的科目,中选者绝大多数皆为进士出身,不过以任子身份中选者在仕途上的升擢更为突出。这些士人在中词科后,一部分人通过入馆阁、进词臣、拜宰辅的方式成为对朝廷政事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那些文学博异之士更是以学识渊博享誉当世,并以他们的成就和影响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评介

自隋朝试策取士创立"进士科"后,垂法1 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宋代是科举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北宋立朝伊始,立即恢复了科举制度,颁布一系列科举条例。既有因袭隋唐旧制,亦有所革新,如放宽对士人应举资格的限制、增加录取名额、采用弥封制等,体现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随着宋初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录取进士的数量     

从进士科看唐代科举制的流弊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为封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担由于封建统治者自身的腐败，造成贿赂成风，考场黑暗，主考者为一己私利而泯灭人才；考生则为进身而卑躬屈膝．从而造成科举制的消极作用，并最终使之走向反面．本文以唐代进士科为例，具体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流弊。     

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

唐宋两代放宽条件以附名榜尾的方式录取域外举子为宾贡进士,体现了中朝统治者怀柔远人的政策,对吸引外邦士人到中国来求学和应举、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都起过重要的作用。日本最早仿行科举,也是实行科举时间最短的国家。朝鲜王朝的科举甚至比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开科,在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越南的科举制延续到1919年,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琉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度。12—19世纪,中、韩、越三国连同琉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正是由于科举传统的延续,东亚才能够演变形成在世界上颇为特色鲜明的考试文化圈。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金代女真进士科非“选女直人之科”考辨

在制度层面上,金代的女真进士科并不是一种专门为女真人建立的科举制度。此制度虽然在金朝中后期有多次调整与补充,却始终保持着向金朝境内各民族开放的特点。与金代其他科举考试相比,女真进士科最大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考试使用的女真文字。由于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后人对女真进士科认识上的偏差。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中,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成为最大热门课题之一.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论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解体与留学教育在近代的兴起有着一定的关联。留学教育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们突破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束缚 ,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思想支柱 ,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 ,重塑了国人被扭曲的人格 ,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树立了样板 ,这样 ,科举制度的解体成为大势所趋。     

元稹家世及对其社会阶层的自我体认

元稹早年家庭教育更多受其舅族的影响,其舍进士而取明经科,是家庭教育和现实生存的需要。他对家族贵族性质的社会阶层体认相当强烈,由此影响着其立身行事乃至从政风范。元稹与白居易人生意趣的差别有着明显的家族背景。     

科举评价:标准、视野与影响

科举评价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它对近代文官制度的重建、学校教育转型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科举时代的科举评价,需要确立多元评价标准,拓展评价视野,从“科举学”的全新视角,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

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