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高校落实办学自主权的主要障碍分析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仍面临一些主要障碍。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职能不清,高校很容易成为政府微观介入的附属物;高校办学的各级评估监督权均隶属于政府,而民间的监督评估机制严重缺失,导致评估监督的行政随意性很大;高教改革政策性研究占主导地位与高教理论研究的滞后,使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缺乏理论指导;配套改革不力,如政府机构臃肿,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高校事权与财权的实际分离,使高校办学自主权落实缺乏良好的外部条件。     

“经济人”视角下地方债务问题解读

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过去20年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缓慢增长趋势,这说明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导致地方财权的减小,也不是地方债务膨胀的主要原因。地方债务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包括政绩考核下的投资冲动、上级政府监督中的利益共容以及官员的寻租行为。     

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区域不平衡发展的一个解释视角

财政权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享有的法定权利。一级政府享有相对平等和独立自主的一级财权,这是影响乃至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多次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较为自主的财政权。但是,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获取的财政权又是严重不均的,出现了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现象。而这是导致我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的重要制度根源。     

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区域不平衡发展的一个解释视角

财政权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享有的法定权利.一级政府享有相对平等和独立自主的一级财权,这是影响乃至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多次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较为自主的财政权.但是,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获取的财政权又是严重不均的,出现了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现象.而这是导致我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的重要制度根源.     

试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风险化解方式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增加,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其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造成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能力;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社会风险分散化解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督,确保国家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健康绩效实证研究——基于2010年省际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新一轮健康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政府责任逐步强化,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及占卫生总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并显示持续增长趋势。政府投入的快速增加是否显著改善了我国健康产出绩效?本文运用DEA方法,通过对我国31个省区2010年政府卫生支出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的分阶段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持续增加对健康产出过程绩效的作用优于结果绩效,且各地区差异显著;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分别是影响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我国健康保障制度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增加资金投入责任,更应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协调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目标、调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以提升政府卫生投入产出效率。     

技术依赖、财政支持与府际竞争: 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的“推拉模型”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针对政府数据开放制定了系列政策,为地方政府自主探索开放数据发展方案释放了激励性政策信号。随着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的深入,地方政府间数据开放绩效的分异和差距愈加凸显。为解释同样的央级激励性政策作用下,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绩效差异如何形成,基于经典TOE框架的技术、组织和环境分析维度,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绩效锦标赛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绩效影响机制的“推拉模型”。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推力、组织推力和环境拉力共同构成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的“推拉”系统。技术依赖、地方财政支持和府际竞争是影响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的核心机制,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的绩效差异在“推拉”之间逐渐形成和外显。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加强地方权力机关监督职能之我见

监督政府和法院、检查院(以下简称“一府两院”)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近几年,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监督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距离宪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人民群众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抓好监督工作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并对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有力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批评”(陈丕显《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一书序)。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采取措施,强化监督职能。最近,李鹏同志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发挥各级人大在完善法制和工作监督方面的作用”。据此,本文试就加强地方权力机关监督职能的问题谈点肤浅看法。     

基层政府“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研究——以S省D区数字政府改革为例

政府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所谓“控制-自主”式创新,是指在基层政府创新过程中,上级掌握着创新的目标、标准、领域,基层政府在上级的总体掌控下可以自主开展创新的一种创新行为模式。“控制-自主”式创新既不是严格的顶层设计,又不是放任自由的自主探索,而是居于二者的中间形态。同时,它又不局限于简单的“请示授权”,而更为深刻地展现了基层政府创新的复杂过程。“控制-自主”式创新的鲜明特征是纵向政府间的互动。“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既能发挥上级(高层级政府)的积极性,又能激发下级(地方、基层政府)的积极性,既有助于强化上级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功能,又能够赋予下级自主性,保持地方活力,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环保激励委托—代理人问题：来自中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证据

环境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本文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央—地环保激励政策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创模”前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未能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监督不到位、未严格实施复审机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短期性的政策手段、甚至操纵数据,导致“创模”不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激励政策。最后,研究发现“创模”活动具有政治激励效应,良好的城市环境未显著提升官员政治晋升机会,但“创模”活动显著地为地方官员带来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     

“路径依赖”:对农村改革的思考

回顾农村２０年的制度变迁及改革创造的巨大绩效,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为主线,可以寻见改革存在路径,即：扩大农民自主权。从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理论角度看,“扩大自主权”这一基层进化的经验经由系统的作用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组织创新,有助于组织群体的系统转换具有路径依赖性,并以路径效应──政府与农民的互动（自下而上的自发创造与自上而下的自觉选择的互动发展）──拓展积聚了由农民个体自主权扩增而导致的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效应。现实地看,这一路径必将成为实现农村、农业、农民“三农”现代化的最动态的增效源泉。     

在“行政效率”与“地方文化网络”之间：乡镇基层治理的综合情理与实践智慧

“情理”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结构位置,但其具体实践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浙北W镇综合行政执法分局的基层实践,根据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的行动指向和实际控制权两个维度,采取了秉持人文关怀、外借权威、联合避责等行动策略,以应对治理场景下的工作压力和提高治理效果。执法部门的“情理”运作有着深刻的实践逻辑,即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符合社会期待、维持部门组织自主性、降低治理风险性等多维的情理维度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行政效率”与“地方文化网络”动态交互而成的实践智慧。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对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绩效进行评估,能够有力促进该战略的贯彻和落实。作为政府绩效评估核心的绩效指标设计必须以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履行职能为依据,遵循导向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其职能必须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五大主题,采用360度多元主体评估法,建立绩效评估结果信息沟通和运用平台,以便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能更好地改进工作。     

从信息结构视角解析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以“十一五”污染物总量减排为例

“十一五”期间,我国以污染物总量减排为核心的地方环境监管工作绩效显著.以国家环保部为代表的中央政府通过统计、监测、考核等一系列规则的设计改变了环境监管过程中的信息结构,从而改变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目标实现的第一责任人加入信息观察体系,信息观察对象的聚焦与考核内容的设计倒逼地方环境监管行为的落实,政府间、政府与环保部门间、环保部门内部以减排目标为信号,构成了以考核与审核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状信息流动机制.以国家环保部及其区域督查中心为信息获取窗口的中央政府掌握了信息的最终核定权,同时将信息举证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基于此,“中央政府没能力监督,地方政府没动力行动”的环境监管僵局得以打破.     

谨防企业自主权全盘厂长化

谨防企业自主权全盘厂长化成言近与某地一国有企业厂长聊及改善经营环境问题，该厂长直率地“侃”道：现在，各级政府都把贯彻《条例》、落实企业自主权工作抓得很紧，我们这些当厂长的，是比过去有权了，在我的“一方天地”里，我可以充分享用“１４项自主权”，想怎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