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荀子的《诗》学思想

荀子融合了儒、法两大思想,强调道德礼义的作用,偏重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荀子的<诗>学思想特征与其整体思想相一致,主要表现为:以<诗>循道,重视<诗>的教化作用;隆礼义而杀<诗>、<书>,强调学以致用;遍引<风><雅><颂>,以实践倡导<诗>之功用.荀子引<诗>具有浓重的政教色彩,大多属于断章取义,表现出通经致用的特点,客观上为汉代<诗>学奠定了基础.     

历代齐诗辑佚述评

一 汉代治《诗》有鲁、齐、韩、毛四家。其中以齐诗的著述为最多,据《汉书·艺文志》载:有《诗经齐诗》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八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共计一六○卷。而鲁诗共八十一卷,韩诗共七十八卷,毛诗共五十九卷。从著述的数量上足可反映出西汉齐诗学繁荣。然而,从四家诗的流传来看,除毛诗得以传到现在外,齐、鲁、韩三家先后亡佚,而以齐诗失传最早。《隋书·经籍志》谓:“齐诗魏代已亡”,是以《隋书》已无齐诗著述。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

鲁诗"四始"说不仅是对鲁诗诗学价值的最早定位,同时也是对汉代诗学意义的首次系统化表达.然而从清代开始,"四始"说被视为无人能解的学术之谜,通过对"四始"说与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鲁诗"四始"说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的继承.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诗"四始"说的真正内涵,也有助于理清孟子与香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之间的诗学渊源.     

《毛诗序》"后妃说"发微

<毛诗序>将<周南><召南>诸诗视为一个以歌咏"后妃之德"为主题的系统组诗.其"后妃"之义承继了"二南"诸诗原有颂美女性的主题和采诗入乐后的伦理教化之义,并加以创造性改造,构建了一套极具系统化、理想化的诗教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与汉代后妃干政的现实政治和"主文谲谏"的学术转向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司马迁与《鲁诗》及荀子之关系

司马迁与汉代《诗》学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讲,主要与《鲁诗》及荀子发生关系。与其它三家诗相比,《鲁诗》更具有“美刺”的文化精神。司马迁关注《鲁诗》主要接受了孔子论《诗》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对王道精神的肯定和支持。     

《秋水》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二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秋水>,演绎晦涩艰深的<齐物论>而又流畅浅白,遂被旧庄学视为整部<庄子>首屈一指的篇什,然而魏牟却因误解<齐物论>而初步遮蔽庄学真谛.郭象又篡改曲解<秋水>,支持其对<齐物论>的篡改曲解.支持其否定"道"之存在的"独化"谬说.篡改版<秋水>及其郭象谬注,是旧庄学理解<齐物论>及至整部<庄子>的义理源头,也是彻底遮蔽庄学真谛的根源.     

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

初唐孔颖达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①具有集大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编撰征引了自汉魏以来以迄初唐的学术著作292种.<毛诗正义>引书彰显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从取材看,以经史为主,无门户之见;从宗旨看,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即使是引用文学典籍,亦不违此,甚至不惜牺牲对诗的审美观照;从方法看,运用礼学、训诂和谶纬解释经义.所有这些,决定了<毛诗正义>文本的经学特征,这是现代<诗>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诗经·王风》属地考——与张启成教授商榷

<王风>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周王城一带的诗歌,此说自汉以来相沿至今.当代<诗经>研究专家张启成教授根据三家诗学者的观点提出新说,认为<王风>就是王畿之风,即是周代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阳地区之间的诗歌.其实,三家诗的原始材料与毛诗学派在<王风>地域的观点方面并没有分歧.张先生是通过置换概念内涵的方法,将宗周也视为王城,然后,通过实例牵强地说明<黍离>、<君子于役>产生在长安以西,与东都洛阳无涉.因此,其说不足取.相反,东汉郑玄的观点因为其客观、科学与集大成性,二千年来一直为<诗经>学者所遵从.     

《毛诗》“比兴”说《诗》刍议

<毛诗>的"比兴"说<诗>,构成"比兴"诗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它既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哲人基本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汉人政治人伦精神之体现.<毛诗>的"比兴"说<诗>,以"兴"为重点,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以"兴"为喻,重"比兴"的美刺讽谕、教化功能,一是将"兴"解释为"起",重"兴"的生命感发功能,这对后世诗学将"比兴"作为诗的最基本的阐释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论两汉《鲁诗》学派

汉初四家《诗》,以《鲁诗》出现和立为博士的时间为最早。今文三家《诗》在西汉时期的地位大致相当,在东汉则《鲁诗》最受朝廷重视。《鲁诗》所以能成为三家《诗》学的主导,是其严谨的学风和解经体系决定的。《鲁诗》经师大都崇尚气节,志操高尚,洋溢着峻洁完美的人格魅力,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学派的发扬光大。     

《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

一《诗·商颂》作年作者,是一个久争未决的问题。汉代,今文三家诗都认为《商颂》出自春秋时期宋人之手,古文毛诗却认为《商颂》是殷人颂祖致祭的歌诗。汉以后,毛诗大行于世,三家诗曰渐沦亡,治《诗》者论及这个问题,多用毛诗说,连敢于疑古的宋朝人,也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今传《毛诗》非孔子整理之定本——从先秦典籍中的逸诗角度所作之考察

通过考察先秦旧典中的逸诗及其与今传<毛诗>的关系,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诗>传习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诗>传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知<诗>传本的不同也应是逸诗出现的原因之一.将这一思考进一步推向深入,可得如下结论:今传<毛诗>应非孔子整理之定本,而更有可能是先秦时期某一学派传<诗>所用的教本.     

论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

以"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是:<诗>学批评方法由"观世"向"观道"之变,内容阐释由"无邪"向"有邪"之变,致用方向由"比兴"向"兴干诗"之变,解读方法由"艰险"向"平易"之变.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