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具理性及现代启示 ——以《读通鉴论》为文本

《读通鉴论》集中体现了船山对国家政治治理的伦理思考。“生民之生死”是其基本的政治伦理诉求,而“严以治吏”之吏治论、“德法并举”之治国论是其实现政治伦理诉求之工具理性选择。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所谓“人欲”,不外乎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事,是民众求生存、求发展、求富裕的基本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非与“天理”不相容。“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官吏,无论是讲廉政,还是讲勤政,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民众的基本欲望,顺民之欲,富民而治。要“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韩非子“以法御臣”的治吏思想建立在“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上的 ,它具体包括 :以法治吏、选贤任能、明乎职责、赏罚分明、手段神妙等几个方面。其治吏思想在制度规范官吏行为、树立官吏的威信、重视领导艺术、发挥官吏能动作用等方面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审视

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观是对理学道德本位价值观和王学“左派”情欲价值观的反思，也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理论总结。王夫之从人是“植立之兽”的视角，突出人的生命价值，突出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具体表现为相天、循理、造命、胜天的活动和过程。在这些活动中，突显了“自我”和自我的价值。王夫之的自我价值的核心是突出自我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并把个人的社会责任同当时的“经世之学”结合起来，融入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之中。同时，王夫之的“自我”是生命个我，这种生命个我是理性与感性、天理与人欲的统一体，它既修正了理学超越的道德本体论，又纠偏了王学“左派”的纵欲情感论。     

读敦煌吐鲁番文书札记

这篇札记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斯一一三号文书，指出户籍中户主姓名冠以“兵”者为兵户，身份低下。户主姓名冠以“大府吏”者，其人为职吏，其户为吏户；冠以“散”者，其人为散吏，其户亦为吏户。吏户的身份亦较低下。兵户、吏户都是役户。第二部分论述西魏大统十三年籍（斯六一三背）反映苏绰的打破门资的政治经济思想。第三部分分析考证包括三个断片的残文书，应拟名为：唐开元十六年北庭都护勾帐草。     

顾炎武、王夫之政治思想之异同

顾炎武与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针对明末政治腐败和明清易代的大变乱,他们的政治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性。在“君权”观念、赋役苛重、法令繁多等问题上,他们都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乃至解决问题的措施。总体而言,顾炎武、王夫之都以爱国者身份出现,政治主张的进步性是一致的;具体而言,二人在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方面,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导源于其学术理念的差异。顾炎武、王夫之都对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宋明理学进行反思,但王夫之偏重总结,从而建立起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顾炎武则偏重批判,从而体现出带有近代性质的启蒙意味。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思想述评

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的三篇文章中,从必要性、现实可能性和实现途径三个方面,对其"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进行了论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是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而提出来的,可以说,他之后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实践大都可以从"民众大联合"中找到其思想根源。尽管《民众大联合》中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尚不够系统全面,一些重要的问题也未及时给予回答,但在其之后的政治实践中都相继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民众的大联合"思想对毛泽东政治实践的影响。     

王夫之《尚书》诠释中的实心实学——以《尧典》为中心

王夫之吸取了《中庸》诚明相生的思想,以实心生实学为《尚书》诠释的基本观点。实心即与天道为一的诚的境界,实学即符合价值理想的具体事为。王夫之力戒不取资于诚的润沃而仅恃聪明才辨的"浮明",并批评四种弊病:一是道家的自然主义,主张人不可干预自然事物;二是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一决于法而放弃人文、道德之教化;三是过分的自我主义,见心不见理,夸大、滥用人的能动力量;四是过分的封闭主义,有见于人文的弊害而欲以绝去人为规避之。王夫之对明朝史事的评说,对佛老的批评,他的中国文化重建的理想,皆立基于这一原则之上。     

王夫之诗学中的意境论

在20世纪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中,意境论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一些当代学者虽然对王夫之的意境论给予高度评价,但在若干重要的问题上,未曾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认为,王夫之对关涉意境本质的情景交融说和超以象外说均有独到的贡献。这与他作为中国诗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是相称的。     

形而上与形而下:后形而上学的解读--王船山的道器之辨及其哲学意蕴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王船山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区分作出了不同于宋明儒家的理解.他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前提出发:第一,之谓与谓之之辨,通过这两个语词的区分,王船山明确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不是世界固有区域的客观划分,而是根据主体的存在方式才作出的主观性划分;第二,有无与隐显之辨,通过这个讨论,王船山告诉我们,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是隐显之别,而不是有无之辨.王船山对形上、形下的如上解读意味着把哲学之思从形而上学框架内解放出来的努力,意味着后形而上学视域的开启.     

王夫之哲学的实学精神

在明末清初中国学术由宋明理学向清代实学的初步转型中 ,王夫之建立了以务实、重行为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王夫之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也是清代实学的重要哲学成果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对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基础的再思

王夫之在主客、体用之间互为条件的交互性上,建立了一种基于主客交互性的关系哲学,超越了认为主观或客观的某一方有着绝对的逻辑优先性的思维模式。事物不仅在属性上发生着变化,而且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由此,道、人性同样处在一种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王夫之过程论的哲学基础建构,打破了线性、僵化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张扬了天与人存在的创生性、能动性与开放性,对人的本体论地位和人在世界中的意义作了一种革新性的诠释。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夫之与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比较研究

王夫之和费尔巴哈是中西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自然观上,他们有相似的正确认识,都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变化的,其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王夫之的自然观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缺乏辩证法。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姜斋诗话》诗学价值论

文章拟对王夫之《姜斋诗话》在诗歌创作和鉴赏的概括总结方面,择要论述其艺术评论和批评,以此认识《姜斋诗话》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全文论述涉及三个方面:关于《姜斋诗话》及相关问题、《姜斋诗话》对诗歌创作与鉴赏的论述、《姜斋诗话》的诗学价值及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