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摧毁与理想的建构——卢梭政治哲学方法论简论

卢梭以先验理性主义为指导 ,运用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方法 ,提出了以“公意”为基础的契约理论 ,体现了摧毁与重建的方法论思想。卢梭政治理论本身是一贯的 ,但理论与实践之间却存在难以弥和的裂痕。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先验理性的范导功能被约简到建构功能之中 ,从而使得价值的关切压倒了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的内在张力——“两个卢梭”问题的新解读

卢梭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立基于共同体的个体权利取向的政治哲学.在探讨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时,卢梭运用先验理性主义的方法实现了自由权利的重建.在探讨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时,卢梭的政治哲学转向对社会认同问题的探讨.从上述两大领域对卢梭的政治自由观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消除人们对是否存在"两个卢梭"问题的困惑.     

康德自由主义的卢梭起源

卢梭从善良情感出发,用"社会状态中的自由"观念弥补了洛克的"天赋自由"观念,并在其中注入了平等的要求,这是对17世纪以洛克为首的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康德则从先验理性出发,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公意理论、平等观念、人民主权等许多方面,秉承卢梭意志,试图消弭卢梭自由主义理论的危机与困境。     

“先验哲学与人类共存亡”——读《康德书信百封》札记三则

对先验哲学,康德深思熟虑地作出了两大结论:一是先验哲学从理论到道德实践,都使"理性感到满足",且有不可遏止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哲学将是先验哲学的新辉煌,其根源全是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二重奏中演奏出来;二是先验哲学由于植根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的深刻融合上,其根基与人类共存亡,所以"永远没有必要进行任何观点的更改、修订、或者体系形式的改变","在未来的一切年代里都是人类最高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康德的这种通透旷古与未来之自信,给学人们研究先验哲学大开了眼界。     

先验语言形式及其"实在性"问题的探析——试论语言存在的纯粹理性基础的确立

先验语言形式及其"实在性"就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过程而言应该是自明的"事实",这种"事实"既无法由先验语言形式单独加以确立,也无法由经验的语言现象单独加以确立;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纯粹的理性形式不仅是先验的,而且是实践的,语言现象因为实践的必然发生而秉承先验语言形式的决定;先验语言形式与语言现象的对立和统一因为回到理性存在过程而成为可能,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语言现象的实在性,又是关于其先验形式的"实在性".     

论康德哲学的“纯粹”特征

本文试图说明对"纯粹性"的追求是康德哲学的根本特性之一,而且是其先验主义与批判主义的理论前提.康德从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纯粹"的追求出发,以其范畴学说与先验主义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种哲学传统都进行了进一步的纯粹化,从而对这两种哲学传统进行了某种综合,在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也导致了自身的某些不足.     

学发展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为了显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和哲学特质,运用文献疏解与比较诠释的方法,对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创造性阐扬,也是哲学理性精神在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全方位彰显.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扬弃"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人本生态"为判据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发展创新"为要务的实践理性向度.交往理性向度表征了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价值理性向度揭明了其视人为目的的价值归依,而实践理性向度则体现了其以自主创新为宏旨的行动诉求.     

从"认识兴趣"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基础的重建

规范基础的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讨论的中心论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他从准康德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三种认识的先验框架,但这一方案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而后他放弃了对认识论基础重建的尝试,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提出了以语言理解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试图把它作为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这一尝试既避开了指责,也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的困境,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全世界公民共同交往的美好图景.     

卢梭与启蒙理性批判

作为启蒙精神的儿子,卢梭无疑属于启蒙运动的行列,但他批判的深刻性远远超出了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后者仅仅批判某个特定的时代及其意识形态,卢梭则致力于批判文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原则,从而不仅揭示了启蒙价值的内在局限,而且揭示了建构这种价值的理性自身的矛盾,并将其视为人类"自我完善能力"的辩证发展.这表明,卢梭的名字与启蒙运动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这不仅因为他在许多重要方面同启蒙运动完全一致,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那些不同于启蒙思想体系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启蒙精神逻辑发展的产物.     

自由“实在性”确立的起点:理性存在——重释先验哲学视角下的自由问题

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就康德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而言是自明的,它既不能单独由理念的纯粹形式加以确定,也不能单独由经验对象加以确定;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地位不仅是先验的,也是实践的,实践的地位带来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然过程的存在;自由与自然的对立或统一因为回到理性的过程而成为必然,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又是关于自由理念的"实在性"。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     

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解析及其体系重构

管理理论丛林现象影响了理论本身的科学发展，亦无法有效指导管理的实践。探寻管理理论“丛林现象”的成因，分析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产生的根源，求索为中国管理实践所用的理论体系架构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改革共识的逻辑清理与现实思考

改革共识是改革实践的思想支柱,对引导和推进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有无改革共识,关键要看改革是否朝着人民所要求的实践方向演进、人民有无改革认同。利益博弈时代的改革,已不像以前只需强调价值,而是要从价值认同扩展到路径认可。凝聚改革共识的关键是进一步为人民提供参与改革决策、舆论以及监督的规范化路径,建构多数人共享改革成果的体制和规范的共识平台及机制。     

高等学校校园改建中的功能布局对策--以大连理工大学凌水河校部改建中功能布局调整为例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实施,高校校园传统功能区及功能布局方式发生了变化,在高校校园改建中应意识到该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调整对策,以此应用到大连理工大学凌水河校部改建功能布局调整的实践中.     

重读经典文本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意义

从文艺实践和文艺经验中进行理论提升,承接、吸纳各种有益的理论资源加以改造和重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途径。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拓展人学理论、发掘文艺的内部规律和重释美学理论,用以应对时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特别是西方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这些对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研究：应用困境与重构思路

现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各种困境,相应的绩效评价理论基础也存在缺陷。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为绩效评价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研究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重构,强调了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结合,更有效地推动了企业价值创造、社会公共福利增长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马尔库塞的艺术功能论初探

艺术功能论是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 ,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哲学基础上 ,表现了本能与文明、感性与理性的对立 ,以及艺术对现实的否定与超越、对新感性的造就、对世界的改造和重建等。马尔库塞的艺术功能论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但同时也存在着极端的激进主义态度和乌托邦色彩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建设的新发展

先进文化能够为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新的价值观依据和精神动力,争取人民在思想和情感上的认同,从而形成统一意志下的统一行动,大大减少革命与改革中的阻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使自身能够始终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根据革命和建设形势的不断变化,党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的调整、完善中。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