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关于西南边疆认识的嬗变

西南边疆僻处中国疆域一隅，与内地交流甚少，兼以少数民族错落其间，社会、文化形态各异，长期以来，国人将西南地区视为“异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国人渐次前往西南，因接触日多，遂对西南的认识发生深刻转变。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被迫内迁，西南地区一跃成为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根据地。因此，国人眼中的西南不仅地理距离大幅拉近，并且心理隔膜逐渐消除，真正成为抗战“腹地”，西南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就此拉开。     

国民政府西南大后方基地战略思想的产生及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实行的建立西南战略基地的重大战略举措,乃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正面战场得以坚持下来、抗战最终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这一战略设想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实行的,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的表现,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试述抗战时期国人的西北开发观

30年代初 ,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直接威胁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内陆地区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开始拟订各种西北开发计划 ,并着手付诸实施。但不久 ,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以“追剿”红军的名义伸入到西南地区 ,西南大多省份随即受到中央直接控制。由于西南的局势较西北更易掌握 ,且建设的基础、条件也远非西北所能及 ,因此西南的建设逐渐取代了西北开发的呼声。“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 ,由于重庆为陪都 ,并且西南地区有滇缅公路等国际交通要道 ,“国人始终把西南后…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

二战期间，为避免纳粹的迫害，大量中欧犹太人移居他国。在大多数国家拒不接纳犹太人的情况下，中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收容了大量犹太人。面对来华犹太人的增多，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及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在西南地区划区域安置犹太人。此外，国民政府还考虑接受犹太人白尔克拉斯的建议，从中欧移植十万犹太人到中国西南地区，史称“白尔克拉斯计划”。碍于中德关系，德国反对安置犹太人，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意见不一致，而战时中国国内难民问题严重，部分人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持有偏见，也反对安置和移植犹太人，导致计划最终被搁置。虽然计划流产，但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的同情，是中国援助犹太民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民族利益及国际道义两者间，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民族利益，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国际道义。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台湾为什么没有解放:基于战略决策角度的分析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呈现出"在东者靠东、在西者靠西"的态势。国民党内已有少数人意识到由于当时解放军在大陆的攻势不可阻挡,若台湾一旦被占领,国民政府则毫无远景可言。但是,当时毛泽东以及国共高层还多以为,对战争的最终胜负更具关键性的战略意义是西南地区而非台湾。在此战略认识之下,也在二野积极愿望的推动下,毛泽东基于军事与政治的多方面考虑,同意二野与三野分兵,提前向西南进军。在中共领导人当时看来,攻占台湾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不具有紧迫的全局性意义。     

中法战争前后西南边疆地区电报业兴办述评

中法战争前后边防吃紧,各省使用电报传递文报的需求大增,出现了中国近代电报业创办的高峰。战事的需要,促成了西南地区创办电报业繁荣景象的涌现。战后中越边界开办商务,架设了西南地区的国际电报线,客观上推进了西南地区的边防建设和商务发展。中法战争期间电报线的架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西南这一长期的边缘地区演变成为前沿发展地带,客观上推进了这一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关于我省参与西南边贸的对策思考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发展,我国西南地区的边境贸易活动日趋活跃,发展十分迅速。当前,“重兴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东南亚,开发大西南”已构成为西南地区加速对外开放步伐的重要战略措施。认真研究和探讨我省参与西南边贸,对于更好地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多层次、多渠道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振兴我省经济,打通走向缅甸和东南亚出口渠道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南军阀与五四运动

1919年从北京开始的“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各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祖国的西南地区(本文着重述及四川、云南、贵州地区)也有强烈的反应。这一时期在西南地区的当权派——西南地方实力派或者说西南军阀,对五四爱国运动基本上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它一方面说明了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的程度,另方面又说明了五四运动的广泛性,以至席卷了西南地区的当权者们。     

善用宣传 推进大局——邓小平西南时期杰出战略家风采的几个侧面

邓小平进军并主政大西南的历史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却高瞻远瞩地善于运用宣传武器，推 进了西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党政建设和整体工作的大局。这不能不是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内卓 越的军事战略家、政治战略家和经济战略家的的雄才伟略和卓绝风采的重要展示。     

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

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就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近代交通建设,不仅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度。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策略刍议——以四川的中央化为例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艰难、曲折但又颇有成效的统一努力,使中国逐步由分裂走向统一,为稍后的全国团结抗战准备了条件。承认现状,利用军阀矛盾,等待时机,全面改造等正确策略的运用使南京政府成功和平实现四川中央化,尽管反人民的政权性质决定南京政府统一政策的缺失,它不能最终完成统一的任务,但这十年间中国统一趋势的出现,却是值得肯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秩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与调整,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崇高目标。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它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智慧,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     

外部性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试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地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是解决主要矛盾，协调次要矛盾，实现将阶级矛盾的外部性内部化，即将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影响通过相关制度予以内部化，发挥其有利于抗战的因素。最终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论西南回民在抗日宣传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胜利,是民族大团结的硕果,各个民族都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西南回民在这场民族抗战中,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唤起了民众抗战意识,争取了海外支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桥头堡建设与云南特色的社会事业

把云南建成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中央的重大战略,这为云南省社会事业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也对云南省的社会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设桥头堡的过程本身就是我国向西南开放的过程,是以开发促进云南社会事业发展的过程。云南的社会事业要起到推进桥头堡建设的作用,就要结合云南的实际,走一条既在各项行业的指标上能和全国有可比性的社会事业发展之路,又符合云南实际情况有本省特色的社会事业发展之路。应坚持从多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在社会事业上实行分类指导,深刻理解多民族、多山区和边境线长的区域社会事业的特殊性,遵循其特色和发展规律,制定特殊政策,采取特殊措施,因地因族因事制宜,促进云南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云南这个中国对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应为我国树立一个充满生态环境魅力、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共存魅力的“七彩云南”形象,让人们通过云南认识我国在这造福人类的两个方面的亮点和长足的进步。     

试论抗战时期户口统计中的壮丁调查与征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兵力的征调就成为战争进行的重要任务之一,人口调查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壮丁调查是兵役工作的基础,国民政府在30年代初期建立的保甲成为户籍调查和人事登记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壮丁征调的主要执行者,国民政府为获得真实的壮丁人数和保证壮丁征集抽签的公平,不断针对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规和办法。八年间共征壮丁1 405万人。然而在壮丁征集的过程中,由于保甲长对户籍调查的漠视、壮丁征集过程中的强征行为以及民众对兵役存在的恐惧心理,都使壮丁征集过程充满了舞弊和不公正。     

市人大设置专门委员会及其工作和建设的思考

人大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工作机构。在新形势下，加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和建设的研究，是强化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民主法制监督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20世纪50-80年代的新加坡语文教育政策研究

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小国,政府的语文政策关乎国内民族平等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东南亚民族主义高涨、土著民族排华、冷战对抗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脱离殖民统治,走向自治,加人马来西亚联邦,到最后独立建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政策。20世纪50-80年代,新加坡政府以实用主义为原则,根据内外局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语文政策,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双语教育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