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科转向

本文介绍了19世纪以来人类学对宗教研究的情况和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包括学科的理论来源,学科的建立以及学科发展的三大阶段(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时阐释了当前宗教人类学的学科转向,即更关注仪式、关注符号与象征以及强调宗教的“地方性”(Place)研究。在我国,目前人类学对宗教的研究主要关注地方性、小民族的宗教或者说就只关注民间信仰,尤其是其仪式过程,而较少关注跨地域的宗教形式,尤其缺乏对世界宗教的关注。     

个体化宗教如何可能:美国东镇一位神教会的仪式生活

宗教的现代转型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宗教人类学与宗教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部分借鉴了宗教个体化的概念,通过对于美国东镇一位神教会的民族志研究,以礼拜仪式为中心来分析该教会如何在尊重和强调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意志的同时,倡导对人类共同体价值的追求,并维系着教会的组织化形态.在民族志描述的基础上,讨论了第一次宗教个体化与第二次宗教个体化之间的关联.如果说第一次宗教个体化造就了新教,那么,第二次宗教个体化会带来什么？宗教性是否可以取代宗教？最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以个体价值和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宗教如何可能.     

艺术人类学研究路径探析

本文在对艺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既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归纳艺术人类学的三条研究路径,并指出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走向田野实践的同时,也开启了艺术研究的民族志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不仅体现出强烈的学科应用属性,而且顺应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这种新的研究倾向对于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具...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宗教文化类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新探

本文旨在推出一种源于笔者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研究、调研实践和学理探索的理论模式-宗教文化类型。笔者概要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整体情况,介绍本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探索过程,阐明了宗教文化类型的定义、特点和作用,并结合对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轨迹的整理和评述,论证了这一新理论模式之所以成立的认识论和实践基础。笔者认为,宗教文化类型是对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诸多理论的继承和补充。利用这个理论模式,我们可以有效的进行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动态研究。其理论意义在于能为宗教文化动态的宏观把握提供有效视角,而其应用价值则体现于能为局部地区宗教民族志的微观研究寻找合理的方法论依据。     

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通过对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方法、市场体系理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反思,结合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应用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如将人类学的社会意义培育于公共空间之中,关注人类学的宇宙观等,并就田野工作的方法、经验及研究选题进行了讨论.     

何为人类学的宗教研究?——埃文斯·普理查德宗教人类学著作述评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人类学家之一.宗教人类学,无疑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头戏,也是他成果较多,对后世影响较大的领域.本文是对埃文斯·普里查德宗教研究的梳理,以埃文斯·普里查德最重要的三本宗教人类学著作<努尔的宗教>(Nuer Reli-gion)①、<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②、<原始宗教理论>③为例,介绍了他在宗教研究上的基本思路、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及成果,并对他给宗教人类学的贡献做了评述.     

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论饮食民族志——基于浙江丽水某回族餐厅的个案研究

饮食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饮食世界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实践证明,在饮食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不失为一种好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丽水一回族餐厅的详细描述,探讨如何将民族志应用于饮食人类学:民族志对饮食文化的理解是通过多种资料而形成的,传统民族志资料收集方法依然是饮食民族志资料收集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     

“宗教经济租”和马克思宗教本质论问题研究

传统宗教学理论对宗教的研究多徘徊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精神领域内很难有所突破.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宗教及其信仰活动其实是一个完全的市场行为,即是说它是一个宗教产品的营销和供求市场,宗教的全部表现方式的总和与市场经济形式下的产供销全部环节的总和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当下宗教及其信仰活动仍然存在的根本动因来自其世俗的根基,宗教具有经济本质属性.在宗教是有市场的前提下,作为宗教体系和制度所追求的最大目的是宗教经济租,进而纠正至今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著名论断的解释性误读,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旅游民族志

通过旅游民族志研究对当代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亦即不仅在旅游人类学范围内考察有关民族志问题,而且将这些问题置于人类学的当代实践之中,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田野作业的传统、民族志的时空策略、旅游民族志中的特殊问题等.     

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人类学维度与限度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城中村的农民、农业、农村社会变迁和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移植或嵌入,共同构筑了城中村农民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人类学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技术,可避免其他学科可能出现的“文化解释”谬误.文章分析了社会情境影响下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和人类学参与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学科优势,从都市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8个分支学科讨论了人类学的研究维度,也讨论了人类学参与研究中存在超域性、局部性和相对性限度,揭示了人类学参与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异中求和：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共同观照——兼论政治人类学的“中国之治”最切关怀

当今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明显进步。尽管其学科地位与学术建制存在不少争议,其作为人类学而非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已得到了更多认可。但是,这并不妨碍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将该学科视作自身的对话伙伴与理论之友。文章梳理了西方人类学的五大范式,并以国家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两个领域为例来剖析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区别及联系,揭示学科内在逻辑、演变历程与发展趋势,立足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呼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彼此,实现融合创新。有必要将历史的想象力与民族志的精微相结合,在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生活在地化并存的当代加强政治人类学学科话语,拓宽"中国之治"的问题域并提高研究能力。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困境

一、民族志假如说在人类学上曾有过一次马利诺夫斯基革命的话,那是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在社会人类学中改变了理论与民族志两者间的关系。粗略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理论和民族志(乃至理论家与民族志学家)两者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这种说法当不致于引起误解。马雷特曾说过:“在书斋中搞研究的人忙着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从事田野调查的人才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