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 ——基于山东省P县的调查

伴随农村垃圾增量及其环境污染影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治理农村垃圾的主导模式。这种垃圾治理模式是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理念在乡村基层社区的地方化实践。它依托基层政府、物业公司与村庄三方合作机制,建构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系统,并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指向,也带来了乡村环境责任感消失、城市垃圾增量及集中处理的环境非正义、乡村社会分化与权力重构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避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提升社区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和环保意识、加强垃圾治理模式的乡村生活环境切合度以及提升垃圾处理体系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皖北地区农村垃圾处理问题解析

对皖北农村的生活垃圾乱扔乱倒的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重点关注皖北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及危害,并对农村生活垃圾的管理模式及处理方式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及处理的相关对策,以共建＂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实施有效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性社会嵌入理论,从农户个体特征、区域环境特征、治理情境特征三方面分别选取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影响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的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黑龙江省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较男性参与意愿更强,农户年龄、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占地面积、处理成本、技术操作难易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意愿,农户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区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府管理和服务供给以及处理模式的垃圾污染减轻程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垃圾清理频率和处理设备占地面积在卫生填埋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农户受教育程度、村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策法规监管、环保教育宣传、垃圾清理频率在焚烧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生物处理模式下农户参与意愿主要受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资金及技术支持、垃圾处理设施建立情况、处理成本、处理模式操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另辟蹊径:温州垃圾分类“不完全指南”

<正>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温州市自2012年试点市区生活垃圾分类、2014年试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以来,已取得多方的经验。2018年起,温州更是开始全面推行"资源再利用、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类"的垃圾分类方法,并成立专项领导小组抓落实。但同时在推广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在投放、运输、终端处理等方面的难题。     

农户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行为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江苏1028个农户的实证

基于益社会性和合作行为的视角,运用社会规范激活理论,构建了农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的动力机制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行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利用江苏省苏北、苏中、苏南6县市1028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所感知的环境保护规范对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而环境保护规范受农户对生活垃圾环境污染问题的危害认知和责任归属两个认知因素的共同影响;当农户对其他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环境污染治理的行为期望较高时,责任归属更易转化为生活垃圾处理中的环境保护规范。因此,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在教育宣传、行政惩罚等策略之外,还可以通过危害认知、合作氛围营造等措施构建亲环境的社会规范,激发农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鼓励其更加主动地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的处理行为,从而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规训与惩罚：浙中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逻辑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实现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前提。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促进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形成。这一环节的设立,不仅需要外部政府环境管理制度的支持,还应结合农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集体经济等来对村民分类行为进行规训与惩罚。正是根据上述要求,浙江中部农村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建立起符合当地农村社会特点的垃圾分类机制,村民也养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行为习惯。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的回收模式探析

城市生活垃圾的剧增与处理现状之间的矛盾使得垃圾的分类回收尤为关键。因此,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回收模式进行探讨显得非常必要。在学习西方国家垃圾回收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垃圾回收的障碍因素以及回收模式中的影响因素,初步总结出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模式,即以市民为中心,包括政府、回收企业、物业单位在内的四位一体模式,并对如何实现这一模式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文明的高度如同木桶定律那样，取决于其短板而非长处。作为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垃圾问题虽然像梦魇一般纠缠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是那块不被关注的短板。伴随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路线，中国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已使这块短板凸显了出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作为现代文明之病已从城市快速渗透到广袤的，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地区。当农民完全被纳入大众消费社会之时，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就不可能逆转，也是现代文明崩溃的起点。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迄今大都集中在垃圾问题的分类、回收再利用等技术和经济层面的探索上，但散乱的垃圾处理和生活垃圾的日常性取决于农村空间的再造和村民主体意识的重建。因此，本文基于农村地区的调研，从被裹挟于现代化浪潮的村民和村落治理的角度来解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层面探讨一条综合治理的途径，即共助体系的形成。一是发展社会导向的政策与退耕还林模式的公助；二是基于公共性互助纽带的重建；三是通过乡土教育来推动村民的自助和对乡土价值的重新认识。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模式及长效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关乎农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也是事关我国“生态宜居”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整治的第一要务.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农民自发治理、政府主导的“三级管理”到“第三方治理”的模式演进过程.以江西省为例,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呈现出参与主体明晰化、运作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     

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农户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河南省淅川县15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在统计描述基础上用logistic方法研究了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纯收入以及家庭目前在学人数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的显著影响,户主健康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的显著影响。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难以适应新环境。尽管多年来户籍改革一直在进行,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等级身份、劳动力资源浪费、人户分离及一人多户等,这根源于我国以“城市中心主义”为发展理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要加紧完善户籍立法,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推动户籍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以推进我国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的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预测——基于省际分区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衍生物，可持续的垃圾管理及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成为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研究的重点。其中，了解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机制、估算其产量趋势是决定处理方式的基础。为探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互动产生机制，选取居民消费结构等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以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分析依据，基于对不同省份经济、消费因素的分区聚类研究，构建三个经济-消费省份组别的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机制的分区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逼近年份的最小二乘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对不同分区的代表性省份进行垃圾产量预测。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居民的消费结构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居住消费支出对垃圾产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随着垃圾处理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减少，说明有效的相关投资可以改善目前的垃圾现状；第三，浙江省、湖南省、四川省到2020年都面临着相对于自身发展水平较为严峻的城市生活垃圾压力，而且部分地区如四川省虽然当前面临的垃圾总量不大，但是由于其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前景，未来垃圾产生量的增长速度较快。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我国传统农地经营制度下的新型生产关系研究——基于“铁麦客”现象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正在发生悄然转变,集体所有的、家庭承包制下的雇工经营模式(如"铁麦客"现象)正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但成功解决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与小规模土地占有之间的矛盾,还在农村衍生出适应这种生产模式的新型经济关系。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对345个农户调查的PSM分析

农民增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目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拓展收入范围、紧密利益联结等途径提高农户收入。借助2016年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相较于传统农业单一发展模式,农户增收效应在50%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政策层面应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融合和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纽带,在提高产业发展绩效的同时,促进农户收入大幅提升。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困境与出路——以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为视角

我国《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限制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不利于形成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因此,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法律层面上适时放开对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严格限制,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推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东北地区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调查分析——辽宁省一个典型村落的田野调查

对辽宁省一个典型村落的田野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有技能的劳动者数量都有所提高,农村家庭决策模式逐渐向男女共商决策模式演变,晚婚晚育普遍,婚姻自主化,婚姻质量提高。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逐年提高,农村养老方式正在向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发展。农村职业分化明显,其中亦工亦农亦商和工人阶层所占比例最大。提出了加强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指导和扶持、提高个人道德素质和法制观念、加强对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以及深化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主体的各项制度改革等对策和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搬迁农户调查

利用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228户农户调查数据,对易地搬迁贫困户承包地处置问题进行探讨。运用无序多元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影响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搬迁农户的承包地依然以自己耕种为主,占比73.25%。另外,14.47%农户选择土地流转、12.28%农户任其抛荒;（2）搬迁安置地、农户所处经济地区、户主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搬迁后邻居满意度对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3）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承包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和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完善搬迁后续服务工作、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时调整农业用地等相关政策建议。     

循环经济：电子垃圾治理之路

电子垃圾正成为危害人类生活的严重隐患。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电子垃圾的处理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而电子垃圾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的环境。新世纪的中国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 ,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治理电子垃圾正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本文借助循环经济的“减量、再使用、再循环”的理念 ,分别从电子垃圾治理中的政府、厂商、消费者等角度出发 ,提出相应的行动建议 ,以实现电子垃圾治理的循环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