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两个趋向”论断及其政策实践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趋向”论断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是对我党一贯以来的“农业是基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宏观战略走向的思考,更是对新时期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两个趋向”论断从打破平衡发展到回归平衡发展,突出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标志着过去我们“城乡分割”、“城乡分治”的体制和政策的终结,城乡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新政策的开始。在“两个趋向”论断下的指导下,我党在新时期主要通过落实农村减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三个方面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创新立国战略导论

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和建构

我们认为应该从“外在的形式标准”、“内在的价值追求”、“应遵守的科学性原理”以及“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四个维度科学界定和建构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所必需遵循的准则。 “生活饮用水优先和重点保护原则”；“预防为主，科学防治原则”；“权责均衡原则”；“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应该构成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湖南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实证分析

从“资源诅咒”假说出发,不同于以往学者用“能源诅咒”代替“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构造了反映湖南真实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对湖南的资源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湖南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第一阶段1985-1995年比较明显,而在第二阶段1996-2010年,湖南的“资源诅咒”效应逐渐变的不显著。湖南能否最终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关键在于湖南能否加强科技创新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以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推进“十四五”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阶段,从空间布局、制度创新和城市发展等层面,对“十四五”时期中国构建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体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空间布局层面,需要以因地制宜的区域重大战略为引导,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做强、做精重点开发区与保护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在制度创新层面,通过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新机制和建立面向现代化的区域政策调控机制,以现代化制度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城市发展层面,通过提升城市人的现代化,打造城市经济现代化和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科学的城市群结构,建设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基础设施、要素之间的共建共享与自由流动机制,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几个关键问题

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是中国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实施的彻底摆脱贫困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性决策。其重要途径和目标是通过片区一体化发展之非常规手段,使片区到2020年与全国基本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在这样一批在地域上跨越多个行政区,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的极度贫困地区实现一体化发展,是一项伟大创举,其成功将具有世界性意义。该战略的成功实施迫切呼唤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需要正确把握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亟须创新社会管理,同时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重大项目全面风险评估制度。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以湖南省为例

文章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四方面构建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湖南省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认为湖南省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逐年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各地级市中长沙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最高,邵阳最低,各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差异显著。因此,湖南应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城市内涵,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积极改进城市土地利用中的不足。     

从村庄建设到地区发展————乡村集群发展模式

根据比利时Meetjesland农业地区集群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的广义梯度理论及中国城乡关系演化趋势,中国城乡一体化应建立在“城市群-乡村集群”的基础之上,并将“乡乡一体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前提。基于中国国情的乡村集群发展模式应当是：　以地区发展为价值观,建立以县(县级市)为依托的乡村集群合作平台,制定乡村集群发展战略规划并推进品牌策略,以集群的优势实现中国乡村地区主动、可持续发展。     

红色休闲体育旅游产业开发现状与对策——以湖南省为例

湖南省红色旅游"有名气无效益、有市场无产业、有点无面",体育旅游产业规模小、效益低,红色旅游与休闲体育旅游融合产业开发还处于无意识状态.湖南省应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将红色旅游与休闲体育旅游有机结合进行产业开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突出"湘"味特色,打造新的产业链,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投入渠道,低碳开发,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人才培养,加强区域联合,加大宣传力度,实现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上的全面丰收.     

湖南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分析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反之,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利用（（湖南统计年鉴（2001-2011）》的相关数据,运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分析了湖南2000年来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三大地区来看,Z值由大到小的空间演变基本是湘南一湘西一城市群的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梯度推进,表明湖南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基本相悖;从地级行政区来看,14个市州的Z值以娄底、邵阳、衡阳为中心向四周渐大;P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梯度推进相向的特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湘西地区具有重要贡献。     

"两型社会"背景下长株潭构建体育产业集群的可行性分析

长株潭地区纳入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实行经济一体化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协同力,经济迅猛发展,其中体育产业也有很好的贡献.在对长株潭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学和社会学等理论提出了开拓长株潭地区体育产业市场、培养体育消费群体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提升长株潭地区体育产业竞争力,创建体育产业集群团队,以促进湖南省体育产业整体的发展,为湖南省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思路.     

基于区域旅游合作的红三角旅游区建设问题探析

区域旅游合作,已被实践证明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中,区域旅游合作的形式、理想模式、空间结构形态以及产业链与产业体系的构建等几方面,是发展区域旅游的重要理论基础。韶山、花明楼、乌石三地旅游资源既有相似之处,又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具备区域旅游合作的基本条件。三地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和服务网络,塑造整体旅游形象并开展联合促销,构建领袖故里红三角旅游区,共同打造湖南省红色旅游强势品牌。     

湖南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本文对湖南省消费结构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湖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其消费结构存在关联,同时,现代服务业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还需要挖掘。文章认为,为了加快湖南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有必要从以下几点采取措施：产品和服务要适应不同居民消费层次;通过财政转移,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加大在教育上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