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基于面板数据的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研究

为了考察中国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是否会对本地其它行业工资产生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效应的大小在不同的行业类别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利用中国31个省份在2003-2014年的有关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尽力消除公共部门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和影响,估计了中国公务员工资增长对本地其它非公共部门行业工资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会带来其它行业工资约0.741%的上升,其中对劳动力流动性较大以及与公共部门关联较密切行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较大。此外,中国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东部省份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大于西部省份。     

最低工资、企业生产率与技能溢价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技能工和非技能工)和生产者的两部门“效率工资”拓展模型,试图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如何影响技能溢价.理论分析表明,在最低工资制度的外生冲击下,企业生产率在技能溢价的形成中同时扮演着“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双重角色,进而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命题.随后,利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51个地级市统计数据,展开了系列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最低工资与技能溢价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企业生产率越高,最低工资对技能溢价的正向作用越大;最低工资显著改善了企业生产率,从而扩大了技能溢价.由此可见,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不能抑制技能溢价,反而加剧了这一现象.     

外部性、空间效应与空间工资结构——基于中国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将影响城市工资结构的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变量同时引入工资方程,推导出空间杜宾模型,进而以空间杜宾模型为空间计量模型选择的起点,探索符合数据生产过程的最佳空间计量模型,并将空间外部性划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对中国城市空间工资结构影响显著。市场潜能对本区域工资水平的自我强化效应突出,并且对邻近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自我强化效应明显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技术邻近的专业化经济对区域内和邻近区域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自我强化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支持了MAR外部性;相对于直接效应,专业化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更突出。     

基于攀比效应的中国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工资水平的影响

 论文以最低工资标准对其它工资水平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攀比效应的均衡模型，并根据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对交通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等高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而对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等低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滞后性。同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水平变化的影响也不同。总体来说，最低工资标准对平均工资变化具有极小的正影响，并且这种正影响不具有持续性。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增收：效应与机制——基于县域的实证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对农民增收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8—2020年112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尚不明显；对农业县、经济欠发达以及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县域的农民增收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激发县域内生动力，提升县域创新水平实现农民增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县域可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工资和工作时间的影响

基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综合考虑微观个体因素和区域经济因素,文章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工资和工作时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月工资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导致农民工工作时间延长,进而导致农民工小时工资增长不显著;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技能农民工月工资增长和工作时间延长的影响明显大于对高技能农民工月工资增长和工作时间延长的影响.     

自由迁移、工资变化与产出提升

本文估计了迁移成本降低对我国宏观总产出和劳动者个体收入的影响，并考虑了劳动者选择效应及人力资本空间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当迁移成本降至0时，我国宏观总产出将提升18.41%；基于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影响，各区域劳动者工资变化幅度在-19.4%到16.5%之间，83.7%区域范围的劳动者工资受益于迁移成本降低，16.3%区域范围的劳动者工资会受损，总体来看收入越低的区域劳动者受益越多，部分高收入区域劳动者工资可能会受损。此外，如果忽视选择效应会低估迁移成本降低对总产出的影响。尽管自由迁移不会对每个区域劳动者收入产生正的收益，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劳动力自由迁移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的产出并缩小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力度降低迁移成本、鼓励劳动力自由迁移，有利于稳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延续我国经济增长态势。     

ICT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与效应分析

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与通用目的技术，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其基本机理是：大规模ICT资本投资、ICT生产部门生产率迅速增长以及ICT对传统产业部门的大规模信息化改造，将显著提升要素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本文利用增长核算模型和两部门模型，在测算我国ICT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对ICT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年，我国ICT资本投入增长迅速且资本深化效应明显，ICT资本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份额呈上升趋势；ICT产业TFP增长率显著高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且对整体经济生产率提升作用逐渐强化；ICT产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带动作用较明显，但溢出效应尚不显著且存在一定的时滞；相较于ICT制造业，软件业对其他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为此，应着力提升ICT投资效率，强化ICT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进一步深化ICT融合应用，全面提升产业协同创新能力。     

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问题研究

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工资与男性工资存在很大差距。文章利用Brown分解方法对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显示，职业内工资差异与职业间工资差异分别为19．8％和18．4％，即存在比较严重的纵向和横向性别职业隔离。此外，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等人力资本水平对男女工资差异有显著的影响，职业性别歧视也是导致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口成为企业发展的主题,研究企业出口贸易对于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tolper-Samuelson定理(简称S-S定理)以及Melitz的异质企业模型,分析企业出口对员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出口对企业所支付人均工资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会带来劳动密集型企业产量增加,这会使中国企业的单位劳动所占资本提高,带来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进而会带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出口与人均工资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出口对企业工资具有促进作用。     

The Minimum Wage

Do moderate increases in the minimum wage reduce employment? If not, do they nevertheless raise wages? To examine these questions, we apply techniques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and systems estimation that are commonly used in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to five panels of data that contain between 11 and 34 low-wage industries. Our answers are “No” and “Yes,” respectively. We find that increases in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 between 1947 and 1997 have raised average wages in many of these industries, especially the lowest wage ones. The effect on employment, however, is mixed and typically nonsignificant, even when average wages have risen.     

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地区收入差异及门槛回归的检验

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工资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市场潜能对地区工资的正向效应显著;就业密度外部性对地区工资具有"门槛"效应;东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具有替代关系,验证了市场范围的重要性;中西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并不存在替代关系,验证了分工模式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Williamson的"倒U假说"与Krugman和Elizondo的"对外开放假说"显著成立。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中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中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我们的发现意味着,中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转移

制造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的城市层面制造业数据和最低工资代表的劳动力成本数据,首次考察了最低工资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就业人数份额和规模以上企业数目份额,并推动制造业就近转移。同时,最低工资对制 造业份额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资本密度越高和国有企业占比越多的地区制造业份额受影响越小。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抑制新企业的设立,促进企业跨区域资本配置和推动企业退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为制造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和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借鉴。     

中国制造业创新技术进步要素偏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研究对创新技术进步要素偏向关注甚少。本文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创新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指数,进而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创新要素结构、科研人员工资扭曲等因素对创新技术进步资本偏向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创新资本的产出弹性远远大于科研人员的产出弹性,制造业创新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资本,且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创新投入要素结构的资本化程度、政府资助行为削弱了创新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科研人员工资扭曲、企业自有资金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强化了资本偏向。优化创新方向、提高科研人员工资待遇对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政府研发资助是否有利于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基于IFDI与OFDI双向演化的新视角

如何通过政府研发资助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是新时代深化全面开放和创新驱动的关键所在。本文以IFDI和OFDI双向演化视角,揭示了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逻辑关系以及政府研发资助的动态调节机制。以介质影响门槛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IFDI技术创新溢出是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而OFDI技术创新溢出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规律;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而不同的门槛影响,当研发资助强度高于0.2491时,能够撬动IFDI技术创新溢出;研发资助强度高过0.2501时,能够有效释放OFDI技术创新溢出,相较而言对“走出去”的创新驱动更为有力。相应结论在合理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时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调节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特别是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演化特征。由此为提高政府研发资助效率,双向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红利,提出了动态优化、分区调节的系统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