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命”论及其人生态度

儒家把天命视为人的德性的来源,要求人“知命”、“畏天命”,以成就君子人格。儒家又把人不能控制的因素归结为“天”或“命”,但没有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要求人“修身以俟时”、“造命”,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     

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孔子“知”论及其现代价值

“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知”论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感性实践 ,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 ;坚持“天命”与“人事”的统一 ,把以“仁”为核心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置于物质世界 (天 )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 (命 )的基础之上 ;坚持以“仁”为体 ,以“知”为用 ,主张仁知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     

论政德建设的“三个优先”原则

中共福建三明市委从改善党的工作作风出发，提出“该办就办，说到做到”的政德建设具体措施，无疑是开了好头。但要使政德建设从个别性提升到普遍性，还必须从更广阔视野和更深层次予以认识。本文拟提出“三个优先”原则，对此作一尝试。一、在道德建设中，政德建设优先于民德建设早在酉周，人们就认识到政德建设的重要性：“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这即是说，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必须以高尚的道德为辅助，只有取得民心才能统治长久。一个人，就是天命使他做了国君，“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     

《尚书》的“卜不习吉”观及其与《易传》的关系

《尚书》“卜不习吉”观:纵向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天佑于一德”、“动罔不吉”——“敬修其可愿”、“卜不习吉”；横向上,“天命/天德”、“王命/王德”、“民命/民德”三位一体.这与《易传》纵向上本天道而立人道、尽人事而听天命,横向上广德广业、得正得位的卜筮观义理相通.以《尚书》与《易传》互参互证,对于阐明二书相关篇章的成书年代、观念结构及其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都很有帮助.     

从《雅》《颂》看周代贵族“德”的观念

周朝取代殷商后，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天下，统治者十分强调“德”的作用。特别是到了幽厉时代，天子失德，天下大乱，此时提倡“德”更为必要。《雅》、《颂》的作者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周人失“德”的事实，还从正反两方面来提倡“德”。从反面提倡“德”，即揭露和批判朝廷的腐败现象。正面则着眼于颂“德”，以确立道德原则。周人提倡“德”，除了时代的需要，还跟周人“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和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王夫之天命观及其理论创新

王夫之在天命观上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在“何者是命”的问题上,认为天命可分为“德命”与“福命”两种;在“天怎样命”的问题上,提出了“日日有天命”的思想,并在“如何对待天命”的问题上提出了“凝命”和“造命”的思想。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天命与人生的互贯互通及其实践取向——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发微

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乃是传统儒学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命题。与现象界形形色色分殊的事物对应，所谓“合一”之“一”，乃是指有着巨大统一性的“本体”；“本体”与“现象”不即不离的关系，实即“一”与“多”互摄互涵的关系，可用“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来加以概括。超越的天道可以下贯于现实的人生，宇宙论与心性论亦可互释互诠，因而人必须敬德修业，才能尽“人”以合“天”，遂不能不有“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以圆成与“天”一体通贯的生命本体的完整统一。“天”既可指形上超越的本体，也可指形下具象的自然。人能“参赞化育”即意味着“人”与“天”可以合为一个共同的生命创造体。只有以“知”与“行”的完整统一为前提，才能激活“心”与“天”一根而发的活泼创造生机。“天人合一”观一旦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然就能打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强化人的绝对主体精神，突出“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向度，唤起天道下贯于人生所彰显出来的强烈神圣感与使命感，活化为人伦道德与生态伦理双重责任的自觉肩负。这既是人生“下学上达”服从内在道德律令显现出来的神圣与庄重，也是“天命”与“人生”打成一片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     

释“知命”——孔子思想新探之一

孔子相信天命。《论语》中提到天命,或单称天,或单称命,或天命二字联用。不论单称或联用,意义部没有多大区别。如: 天生德与予,桓趡其如予何?(《述而》)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说“命”

名词“命”和动词“命”各自有着不同的义项，它们词义的引申和演变走的也是不同的道路。”命”族词的构词理据包括语义理据、逻辑理据、熟语化和生动化。传统文化中“命”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文化中的“命”的核心就是“天命”、“命运”、“生命”这些义项。     

人德管理的人性假设——“道德人”

人德管理的人性假设不是基于简单的人性善恶，而是基于人性假设更高的概括——道德人，剖析传统道德人假设的现代内涵：人是有限理性，但具有无限理性（德性）的潜质；指出人是情感的存在。以“道德人”为人性基础的管理模式注重以人为核心，倡导“柔性”激励，这对于在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理念，正确贯彻“人为为人”的管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以天观命与以命观天——东西方天命观之比较

古代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与人之本命相纠缠,本源问题欲寻找天命寓存之所。不管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还是古希腊理智主义者,都认为天道和天命统一于仁体。当古希腊贤者认为,人为自然立法时,就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理智主义对命的思考依存于知识谱系,由此开启了开显天命的技术大道。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命的座架,技术本身就涌动着人之天命的创造与开显。而中国古代传统认为命由天定,其核心思想是以天观命,其所倡导的逍遥与天命、逍遥与自由隐化于自然之中,而古希腊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由技术开显于自然之中。     

楚简《语丛》前三篇思想论析

一《语丛一》第１８简云:“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所以为贵,自然是与天生之百物相比较而言的。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天生百物,天何以能生百物？而人之所以为贵,与天命到底有何内在的关系,与诸物相比到底有何所以为贵者？天命是“天生百物”的生生之原,而天自身才是此生生系列所从出的根柢。天命自身即无即有,天命之纯命是一种创生的活动力,而天命之所命则是命物的内涵或结果,从天命之纯粹自身性到天命诸物的生生过程中,其中必然涵摄“物由亡生”的原理。不过纯从天命的直线性下落来看,它也只是一个生生的过程,物的形成则是其结果。天…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对殷周之变的再探讨--以殷周"德"义变迁为线索

学术界长期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中的“德”解释为“德行”、“德性”,夸大了殷周之变的文化意义。考释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可知殷周时期的“德”乃“祖先祭祀”之意。周革殷命以后,在“天命靡常”的忧患下,周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疑天”,而只是将“德”从单纯的“(牛羊)献祭”改良为“(心行)献祭”。本文以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理论为观照,将殷周之际“德”观念的变化以及西周之“德”与此后孔子儒家之“德”之间的关联性和突破性作为考察对象,得出殷周之变作为前轴心突破的起点,其文化变迁的方式依然是整合式的结论。     

叶适天论及其政治观照新探

学界之前认为叶适的“天”仅仅是物质自然之天,事实上,叶适思想中的“天”更为首要的是其宗教超越性和道德性的内涵。叶适的天论思想继承了上古敬天、畏天的传统,主张顺着宗教超越意义的“帝、天”而敬天、畏天、奉天、法天;其“天德”思想及其将“德”视为天命归属之唯一根据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天的道德性。此外,不同于宋代理学以“道德”统合天人时注重个人之心性与“天”相贯通的作圣之学的理论和工夫,叶适以“道德”架构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落在政治视域下“君”“臣”“民”与“天”的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民众心性的上达于天,而是在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事业来传达的。因此,叶适的天论思想承接了上古以天论为现实政治之基础的传统,表达了君臣在保持对宗教超越之天的敬畏下,以“德”为纽带,共同构建王道政治的意涵。     

试论周人的复古思想及其政治原则

周人本是僻处西土的蕞尔小国，经历了太王、王季、文王等几代首领的辛勤经营，至武王时终于一举击败了东方的“大邦”商，并取而代之成为天下宗主。殷亡周兴的政权更迭是出于天命抑或人为？周人经过对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如下的回答：国家的兴替是由天命决定的，得天命者兴，失天命者亡，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固守其“德”。因此，周代统治者提出了“帅型先王”、“古训是式”这一复古意味浓厚的政治原则，以保证天命永远地驻留在周人身上。 一、周人天命观念与先王之“德” 周人的天命观念是对殷人上帝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殷人的上…     

蛰楼随笔

朱熹论性于理欠通朱熹《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云：“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于理似欠通。余以为：“命”，乃赋予之意也。盖人之性，乃天赋予之本性也。天即自然，即自然所赋予人之本性也。性与理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混一。天赋之人性有正负两面，正为善，为人性；负为恶，为兽性。苟性即理，则是忽视人性中之负面，即恶与兽性之存在也，又安用率与教耶？率，统率也，率引也，人之性必须以道统率之，引导之，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即道也。授人以道，使知如何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为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