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国民性美丑的镜子——《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巨擎,鲁迅、沈从文创作关注的落脚点是不同侧面国民性的解剖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从各自的代表作《阿Q正传》《边城》中所展示的人性丑与美、丑的群舞图与自然和谐之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鲁迅重在“揭丑”,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这个以精神胜利和奴隶意识为标志的经典形象;而沈从文着意对生命神性的颂唱,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域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爱与美是其颂扬的永恒的生命主题。     

追求与失落的永恒矛盾——《米》与《天问》的叙事结构比较

本文借助叙事学行动素理论考察陈铨的《天问》和苏童的《米》.在两个文本中,各自的主人公林云章和五龙都是主体接受者,他们对愿望对象(客体)的追求,都体现为理想的实现.在对客体的追求中,展示了人性的堕落与丑恶,显示出生命个体在现实存在中追求与失落的永恒矛盾,由此突显出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     

当审美遭遇政治--叶紫小说《星》对左翼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启示

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能否和谐共生,是左翼文学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叶紫小说《星》通过梅春姐在革命引导下人性觉醒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转变,通过对革命启蒙的统摄性、包孕性和复杂性的艺术描绘,展现了政治与审美高度融合带给文学创作的丰厚思想深度和广阔审美创造空间。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殊途同归的理想守望--边城 与??尘埃落定 之比较

沈从文和阿来皆为少数族裔作家,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时空距离乃至个性风格的鸿沟,但他们是站在各自的审视立场上,以不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来表达着相似的夙愿,即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重造国民性的渴望,以及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他们的代表作《边城》和《尘埃落定》描写了边缘地域人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表达了对边缘地域的社会文化、制度、权力及其人性的相异的理解和洞察。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论湖湘文化在《边城》、《芙蓉镇》中的不同书写

沈从文的《边城》与古华的《芙蓉镇》是现当代湖南文学的两个典型范本,两部作品在描写风俗民情、刻画人物以及构建故事方面都不自觉地书写湖湘文化,打上了湖湘文化的深深烙印.《边城》抒发人性的美好,重在构建理想的人性神庙;《芙蓉镇》侧重在湖湘风景、风俗中展现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人物命运的变幻莫测,唱响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两种风格的不同书写是湖湘文化在湖南作家中传承与开创的结果.     

《边城》:人性美的构筑

“人性”在沈从文心目中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边城》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作家一砖一瓦地堆砌他的理想家园,看到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探索。《边城》深刻表现了作家对“美的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理想的倾心追求以及对于潜隐的人性悲哀的揭露,而这一切无不植根于其对理想家园的建构。     

《镜花缘》所建构的理想世界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用幽默而诙谐的文字为人们描绘了一个个奇异的国度,于想象和虚构之中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表达了自己所憧憬的种种理想状态。善良而求索的理想人性,平等而文明的和谐社会共同建构了李汝珍意念中的理想世界。作者结合政治文化背景和李汝珍个人思想,从理想人性和理想社会两大方面分析了《镜花缘》所建构的理想世界。     

票商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票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 ,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先导。它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 ,因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得以迅速发展。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 ,票商建立全国汇兑网 ,服务工商钱户 ,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便利 ;兼营存放款业务 ,为民族工业招商融资 ,经营股本。它既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积极参与者 ,又是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见证者 ,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诞生的助产士和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民间推动力的中坚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党派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间党派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拥护国共合作、主张全面抗战、力促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他们以多形式、全方位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他们坚持民主、维护团结、开展民主宪政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形象外交初探——以2000-2008年美国国家形象外交为例分析

国家形象与外交具有相关性。国家形象外交的兴起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形象作用的凸显。不同的外交主体和外交对象的组合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国家形象外交形式：官方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者发挥不同作用,共同塑造着国家的形象。文章以2000—2008年美国的形象外交为例分析了这三种外交形式的作用机制。     

以文艺特有的方式弘扬民族精神——由“《闯关东》现象”引发的思考

文艺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关节点上,在中华民族进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被屡屡提及。文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力培育、弘扬民族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电视剧《闯关东》的创作者,把民族精神的历史生成性熔铸到曲折跌宕的情节之中,把民族精神的结构生成性灌注到生动鲜活的人物刻画之中,以文艺特有的方式来弘扬民族精神。     

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开掘京剧文化的现代价值

独树一帜的京剧艺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且具有浓郁的京味特色,是亟须抢救、保护、继承的国宝国粹。当前的关键在于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开掘京剧文化的现代价值,为优化人类文明提供精神营养,使之走向世界,走向明天。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想像

乡土想像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母题,它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洞察到其中的弊端,进而又对现代性和民族性进行了反思,乡土想像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追求与犹疑的双重态度。     

民国时期社会贤达与回族

民国时期,回族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大为高涨,并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在相互交往中,汉族社会贤达对回族的民族性格、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度生活习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作出了正确的评述,对其爱国革命活动也给予了有力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回汉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好的。     

跨国公司竞争的新策略——组建战略联盟

近年来跨国公司之间纷纷组建战略联盟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这一新型组织形式的灵活性、机动性的特征,既可以在联盟内实现优势互补,又可以在联盟外保持企业的独立性,极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本文在战略联盟的特征、组建的原因以及具体形式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希望能给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一些帮助.     

民族文化塑造的基础性因素分析

任何一个民族、民族国家及其政府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塑造本民族的文化,塑造的方法手段多种多样,但其依据的不变因素有三:地域、人口、语言。三者之间,地域是基础,人口是保障,语言是核心,共同对民族文化塑造起着基础性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想教育与民族资产阶级

过去学术界很少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党的理想教育联系在一起,原因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教育的对象.但是作者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国情,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仍包括在党的理想教育的范畴内;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耐心细致的理想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