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之程序保障功能及其体系初构

依据德国基本权利理论,"程序保障"功能是基本权利"客观法"功能重要的一环,对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拘束力。国家负有制定适当的机构与程序来落实基本权利保障之义务。从其效力看,程序保障功能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并非赋予公民请求国家提供一定程序的权利,而是课予国家制定程序的"客观"义务。在我国,宪法第33条人权概括性条款、第5条的依法治国条款等蕴涵了"程序保障"思想。但是明文的"程序保障"条款依然缺失,"程序保障"功能未获得重视和确定,因此,可以通过宪法修改、宪法修正案等方式,增加基本权利的程序条款;通过加大程序保障功能之理论研究,尽快启动宪法解释、宪法诉讼对程序保障功能予以承认。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基本权利冲突及其解决基准

基本权利冲突最初体现为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基本权利的效力向私法领域扩张,基本权利由传统的“防御权”功能发展出“保护义务”功能,即产生了基本权利冲突问题。在宪法理论与实务上,解决基本权利冲突问题主要存在位阶秩序原则、具体规定优先于概括规定原则、法益衡量原则或实践调和原则等基准。     

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基本权利是现代宪法学的重要部分，直接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不同的宪法文化与体制孕育着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宪法发展的基本特点，日益呈现出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

法学理论中基本权利的功能分类为我们解读宪法规范中家庭权的内涵提供了分析框架.对应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的法”两个属性,家庭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其次,“客观的法”属性的家庭权意味着公民可要求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家庭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家庭保护条款为我们框定家庭权的宪法保障范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参考;公民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因应社会现实,拓宽家庭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家庭权,这也是我国家庭权保障中有待完善之处.     

价值共识、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方略

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合意的产物。国家之间达成的价值共识是抽象与持久的“合意”,构成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变量。在国家之间价值共识的形成、发展、普及乃至内化中，国际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按照从高到低的位阶，国家之间价值共识包括“世界观”“原则化观念”与“因果信念”等层次，这三个层次的价值共识在国际法体系中扮演着本体论、普遍性的基本原则以及特定领域的具体原则之作用，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并指导着具体制度的构建。国际法中有关“保护责任”制度化的争议与障碍，正是国家之间新的“价值共识”生成与演变中的典型。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国的和平发展决定了其在国际秩序与国际法体系中将更加有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就是具体体现之一。将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全球化发展的新理念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推广，促进国家之间新的“价值共识”的生成与内化，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且有效的途径。     

价值及其秩序对法律、权利、义务的逻辑先在性和奠基地位——以舍勒对价值和“应然”、“正当” 之先天关系的分析为出发点 

权利、义务是法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对于权利、义务起源的逻辑机制,在国内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中对“价值”和“观念的应然”、“规范的应然”、“义务的应然”以及“正当”的探讨,对我们理解价值及其秩序和法学中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以舍勒理论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出价值及其秩序对法律、权利、义务有着逻辑的先在性和奠基作用。     

论非国家行为体的健康权保障义务

非国家行为体在健康权的实现上理应承担义务,该义务的承担应以基本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和第三者效力理论为基础,且应以国际法、宪法、普通法和司法判例上的法律为依据.国家始终是保障健康权的基础和首要的主体,其义务中包括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义务的监管.国家是实现人权义务的基本主体,国家负有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义务的监管之责.     

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效力的二重性——基于德国“无效力说”等学理之审思

从西方法学理论关于公、私法分野的经典论断,大致可推导出基本权利旨在有效对抗国家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完全否认基本权利在处理私人间关系过程中蕴涵的价值摄入,构成德国传统宪法教义学"无效力说"的核心要义。然而,随着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纵深发展,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的适用问题愈发得到重视,并且进而引发公法学人针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展开系统审视。据此,有必要从理论基础层面破除"无效力说"仅仅强调基本权利主观面向的传统偏见,重新审思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理论偏重客观面向的认知争论。通过考察基本权利规范内涵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联,可以推导出基本权利规范效力具备二重性特征,这成为现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不可轻易绕开的时代命题。     

权利义务新探

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应遵循三大原则；（１）贡献原则，即每个人的权利应与其贡献成正比而与其义务相等；（２）平等原则，即每个人不论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分有基本权利（即人权）与基本义务；（３）不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因其贡献不平等而应该相应不平等地分有非基本权利与非基本义务。     

宪法基本权利之第三人效力

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能否直接适用,在西方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学说,从传统的"无效力说"到德国的"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以及美国的"国家类似行为说",它反映了立宪主义的发展过程.借鉴各种学说,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应可适用于私法领域.     

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苏联宪法学研究模式转向对西方宪法学的引进与介绍,并对近代中国宪法和宪法学也进行了反思.宪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走向多元化,研究内容得以扩充,对公民权利、人大制度、政党制度、修宪问题等研究走向深化,宪法学的实践价值有所提高.同时,当前的宪法学也存在一些诸如"本土化"研究不足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建设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注重宪法学实际社会价值的发挥,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宪法学界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论《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的法律效果

《物权法》制定和实施平等保护原则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也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使"人权入宪"的宪政理念得到落实,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在司法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政府财政权建构论

政府财政权作为公权力必然处于天然的强势地位,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控制;但从服务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作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服务的“供应方”,必须保障政府享有足够的财政权以维护自身的运转并提供有效的服务。论题主张根据新宪政理论构建服务政府财政权,即在控制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与其义务或者责任相匹配的权限以保障权力。服务政府的政府财政权应从两个维度进行建构：一是政府职能;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政治宪法学理论溯源初探

中国政治宪法学是中国宪法学的一个理论流派,它的特点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研究宪法。中国政治宪法学的提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宪法规范有效性不足,背后实质隐藏着某种"事实"与"价值"之争。在中国政治宪法学理论的建构中,国外的"宪法政治"与"政治法学"两大理论已经成为其主要依托的理论资源。因此,对中国政治宪法学进行理论上的溯源,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解,也使我们认识到它所具有的价值。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公民选举权保障与救济制度的立法完善初探

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也是各国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虽然我国《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和《刑法》做了一些保障与救济性规定,但由于缺乏选举监督的主体和程序性规定、法律保障与救济的范围窄、诉讼救济程序存在严重缺陷等,致使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公民选举权遭受侵犯而无法得到救济的现象。因此,研究我国选举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公民选举权受侵害的法律救济途径,不仅对于完善我国选举法律制度,而且对于保障与救济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与宪法解释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不仅具有丰富的宪法内涵,更具有深厚的宪法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合理的宪法解释,在实现基本权利限制之宪政目的的同时,还可以满足其价值变迁之需要;同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宪法解释,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当前法律对其规定之缺憾,还可以增强人们的基本权利宪法意识。     

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启示

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赋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宪法审查权。时隔不久的195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了宪法审查的“第一案”。该案涉及联邦议会根据基本法第118条通过的涉及巴登、符腾堡-巴登、和符腾堡-霍亨左伦三州区划调整的《区域调整法》的合宪性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解释和判决方法上大胆借鉴美国经验：但与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相比，联邦宪法法院也汲取学说和判例之菁华创造出独特的宪法解释和适用原则，为德国宪法审查原理和方法的发展拉开了序幕，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德国的宪法审查“第一案”对正在孕育中的我国宪法审查制度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     

试论公民宪法义务概念的界定

公民宪法义务被越来越多国家的宪法所认可,成为宪法学重要研究范畴。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学者一致认可的公民宪法义务概念,对其内涵的理解多有不同。本文首先评析了学界对公民宪法义务概念的界定,提出应当从宪法基本精神角度理解和界定公民宪法义务,通过阐述宪法规范国家权力的基本精神和公民宪法权利义务关系,分析公民宪法义务的内涵并加以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