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并不能有效反映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真实状况,而我国居民的绝对贫困率水平是更能反映收入不平等实际状况的判断指标,比基尼系数更能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能真正反映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包括在城市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提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学术信息

金融发展令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研究的金融视角》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目前资本收益的分配格局中,国家占了26%,居民个人占22%,这表明财产因素对收入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财产分配的不平等要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金融的发展,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他通过“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没有呈现“倒U形”曲线的迹象,这也表明,如果不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今后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他提出一系列金融方面的政策…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会减轻.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多数发展国家在贸易开放的同时也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恶化,这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悖.运用22个省区市1992至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可对中国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贸易开放的地区差异性进一步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倾向于缩小收入不平等.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物价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和城市化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而经济增长和失业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为了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资源应该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倾斜;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降低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数据(CHIP2013)分析了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养老保险缴费特点、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1)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农村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镇。尽管新农保是社会的主要参保类型,但全国养老保险缴费金额主要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贡献。(2)养老保险缴费过程扩大了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农村地区的再分配作用不够明显,但是因为其缩小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3)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显示,解决制度间的差异是降低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的最有效办法。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缴多补的补贴政策,都是降低缴费不平衡、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途径。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正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地扩大,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对公平分配应如何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就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如何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出一些看法。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危机、金融转移与收入分配:拉美的经验及中国的启示

以拉美国家为例,通过一个新的金融转移渠道,分析了金融危机及其治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危机及其治理过程中,涉及一个由非参与者到金融系统参与者的金融转移;并且,金融转移及其分配恶化了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加重了贫困程度。本研究及其政策含义,对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因素

在国内外学者基于地区间的资金配置差异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现状及影响等问题,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2007）行政村调查数据,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考察和研究各种因素对中国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及其贡献率。研究表明: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情况比较严重;人均收入水平、村庄治理差异、地区差异等对村级财力存在着显著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率最大,达到50.629%,地区差异贡献率次之,达到17.139%;村庄治理因素对于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达到8.575%,在各种村级财力决定因素中,位居第三。研究认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较大,提高村级财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较之东部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中西部农村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植,避免使村级财政陷于困境之中,并缩小村与村之间的财力差距;充分发挥村庄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挖掘村庄外部社会资本,争取更多上级转移支付收入,缩小村级财力资金配置的差异程度。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基于部门利益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现象与思考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弱化的表现。究其原因可追寻到政府内部的"部门利益"问题。部门利益的固化与扩张,带来横向的部门财力割据,主宰了政府财政分配的权力;加剧了纵向上的财力上收,使地方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改革决策与行政不分的行政体制和零碎化的财政分配方式,破解部门利益切割,就能有效实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     

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

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相关假说出发,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均GDP对中国现阶段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是农业从业人口比例、政府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等内生的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金融中介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背景,讨论了金融中介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提出金融中介发展导致产业过快非农化和就业结构非农化程度滞后于产业非农化程度,二者共同促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提出金融资源城乡均衡配置,促进就业结构转变等综合经济政策,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