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差距的新趋势——基于雇佣合约的视角

我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多样.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回归、分解和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展开实证分析,考察在不同雇佣合约下工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区分不同雇佣类型工人的收入差距是市场有效性的反应还是市场分割带来的租金.回归结果表明,雇佣合约期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不同雇佣合约关系下的工人收入决定机制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分解发现,在均值和不同分位数上分割效应对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始终高于禀赋效应,即不同雇佣合约类型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本文还采用分层倾向值匹配去除可观测的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不同雇佣合约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     

性别视角下我国农民工的自我雇佣与收入效应

自我雇佣是农民工实现经济和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利用CLDS2014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步法,在纠正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考察了农民工自我雇佣及其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女性农民工从事自我雇佣的比例较低,且生存型比例高、经营规模小、经营绩效劣于男性,女性自雇者的收入水平低于男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社会性别分工与家庭角色的不同,致使男女农民工从事自雇活动的动机差异较大,并最终导致自雇者较大的性别收入差距。为此,公共政策应将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范畴,为女性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以促进我国“以人为本”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量统计方法研究不同就业选择群体的收入,以客观数据直观反映非正规就业与其他就业形式的收入差异,呈现非正规就业这一就业形式对提升就业者收入的重要作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7955个不同就业类型的劳动力进行了收入ATT评估。研究表明:地区因素和原生家庭条件会极大影响劳动力未来的就业选择;无论何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自雇型或者受雇型)都将显著增加无业人员的收入,创业型的非正规就业会明显增加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本文为提高就业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程度,并为我国解决就业难、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民生困境、制定相应就业促进和安全保障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女性就业的身体歧视现象分析及对策

针对女性就业的身体歧视主要表现为身高歧视、容貌歧视、生育歧视、年龄歧视、血型歧视等，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相对饱和，劳动力供大于求，女性求职者处于弱势；目前我国平等就业保障机制存在弊端，不能对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给予有力的制衡；社会偏见。为避免身体歧视的社会危害，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在现有体制下防范身体歧视；制定专门法，成立专门机构，制约身体歧视。     

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及其对策--基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浅析

女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世界普遍的现象，对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公正和稳定发展都有极大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概述女性就业背景，用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来对目前我国女性就业歧视问题进行分析，并在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探索性地提出解决该现象的部分合理措施。     

农户资源禀赋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农户调查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个衣户调查数据．以家庭平均年龄、人力资本存量、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社会网络、特殊经历等变量来衡量衣户资源禀赋并以其为解释变量，使用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衣户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衣户劳动力转移决策的估计中。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就业收入是影响最为显著的2个因素，在非衣就业比例较低的地区尤甚。农户社会网络、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收入对衣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影响显著，但人力资本存量和村人均收入水平对估计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影响衣户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的资源禀赋，也有负效应的资源禀斌，对于减少衣户资源禀赋负效应的影响，提高资源禀赋量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创意阶层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

借助劳动者"雇佣-被雇佣"二元角色差异,将创意阶层区分为技能型（即受雇型）与创业型（即自我雇佣型）两种类别。构建理论与计量模型,采用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经济因素、创新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等5个方面探讨异质性创意阶层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处在创新链后端的创业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经济环境、政治纠偏环境、人文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但是对创新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生态环境等因素却不够敏感;而对于处在创新链前端的技能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创新环境、生态环境、知识产权制度表现出显著的依赖性,但可能由于受资源错配和劳动力本地效应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的人文环境没能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研究力图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完善创意阶层的概念体系,进而为区域人才竞争战略提供启示。     

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借助Heckman模型、交互模型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收入效应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就业特征差异后,就业稳定性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控制选择性偏差后,就业性稳定的收入效应仍然显著.就业稳定者的收入比就业不稳定者高出20.2％.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流出地、流入地的推拉力显著影响着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收入效应.     

日本女性活跃促进法的出台背景、内容及其影响

由于企业用工环境的恶化，为了纠正职场女性遭受的各种不公平待遇，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日本于2015年8月出台了女性活跃促进法，旨在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利用率及其在企业中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在法律的推动和保障下，日本政府以财政补贴、行政奖励的方式，助推企业改革雇佣管理制度，扩大女性劳动力雇佣规模和职业领域，改进工作方式，支持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务。该法对存在就业歧视的企业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使企业意识到在反就业歧视中不仅承担着道德义务，也承担着法律义务。同时该法付诸实施后的一些积极效果值得其他国家关注和学习。     

农村转移劳动力可雇佣性及其就业质量

基于江苏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探索和验证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可雇佣性的结构,并比较了不同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可雇佣性和就业质量上的差异,建立了就业质量对可雇佣性的回归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可雇佣性主要包括岗位能力、社会能力、态度动机和知识技能四个因子;不同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经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就业质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男性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可雇佣性要显著高于女性;不同培训经历者在知识技能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高中学历者在知识技能上要显著高于初中及小学学历者,在态度动机上却显著低于初中和小学学历者;岗位能力及知识技能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质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女性就业边缘化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它表现在性别职业及部分女性职业下沉,女性就业和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和社会保障差距的扩大。造成此局势的主要原因是就业制度存在缺陷,男女雇佣成本和培训成本的差异,女性主体意识低下和就业动机的不足。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要改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就必须促进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意识社会决策主流化,完善保护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监督机制,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并采用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正向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发生,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女性,使用互联网上网的农村女性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高7%;进一步研究发现,通信支出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程度以及地区差异均会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建设和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帮扶的角度提出对策。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选择和自雇收入的影响,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实现的非正规金融支持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创立提供部分启动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自雇初始投资中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越大,比例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业的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越大,农民工自我雇佣经营收入越高。     

从“就业与再就业”到“就业与创业”——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就业促进与女性发展

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不仅为女性就业和再就业带来压力，也为女性就业和创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国家就业政策需要从消极的劳动力扶助转化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国家就业管理的工作模式需要从配置就业岗位的“就业与再就业”模式，转变为创造就业岗位的“就业与创业”的工作模式，并实现就业发展、女性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自我雇佣的收入效应、发展特征及其群体差异

自我雇佣兼具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的功能。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使用2002年和2013年CHIP数据,估算了我国自我雇佣就业的收入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自我雇佣整体上呈现收入溢价效应;(2)2013年自我雇佣者的收入溢价效应明显高于2002年;(3)城镇自我雇佣劳动者获得的收入溢价不仅在绝对值上高于农民工自我雇佣者,而且在增长幅度上也大于后者;(4)作为成功的自我雇佣者,雇主获得的收入溢价大大高于非雇主;(5)受教育水平、经营起始资金数量是决定自我雇佣者能否成功的关键。据此,采取各项措施帮助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实现自我雇佣,尤其是加大自我雇佣者的人力资本培训力度和创业资金支持力度,助力他们成长为成功的自我雇佣者,既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有利于实现我国提高就业质量的政策目标。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的"歧视效应"分析

近几年出现的“知识失业”只是一种假象,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因歧视现象而引发的“歧视效应”是产生这一假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歧视阻碍了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右移;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者的歧视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选择。     

劳动力市场歧视成本究竟谁买单？*

本文基于雇主的性别歧视模型对长、短期劳动力市场歧视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短期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雇主为歧视成本的“消费者”,被歧视的女性劳动力为歧视成本的“买单者”;长期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雇主和被歧视的女性劳动力都是歧视成本的“买单者”,而离职的不再被歧视的女性劳动力却成为抵抗歧视的“受益者”;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雇主获得的利润都低于非歧视性雇主。劳动力市场歧视程度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给数量、非歧视性雇主数量以及歧视性雇主的偏见程度。     

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

基于2018年京津冀蔬菜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OLS、QR与3SLS法分析了信息化影响农民增收的信息要素差异与个人禀赋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信息基础投入有增收效应，信息技术采纳没有增收效应，且二者没有交互作用。就不同收入阶层农户而言，信息基础投入与信息技术采纳对高农业收入农户均有增收效应，但二者存在替代效应；信息基础投入对低农业收入农户没有增收效应，信息技术采纳则有减收效应，但二者存在互补效应。相较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匮乏的农户，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信息基础投入与信息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     

中国劳动力市场招聘歧视问题研究概述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有关就业歧视问题一直普遍存在,也成为各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招聘歧视作为就业歧视的主要原因,在现有研究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招聘歧视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找出既有研究在其问题及方法上存在的不足,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招聘歧视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并根据当前研究现状为企业招聘实践、求职者及相关劳动法规与政策制定者提供实践参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