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田野调查中的性别处境研究

当研究者进入田野，田野对象就会试图将研究者放置在一个位置上，而研究者也会给自身寻找一个适合的位置．田野对象对研究者的定位反映的即是一般的社会性别价值。通过对12位女性研究者进行访谈，拟了解女性研究者是否因自身性别而遭受困境，其性别先前理解又是如何影响她对于性别差别遭遇的反应的。结果发现，虽然处于不同的年龄、专业领域，拥有不同的生活阅历，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经验却有着相似之处。即她们的专业角色被忽视，更多地被视为传统女性的角色。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为了使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女性研究者通常的选择是表现得有礼貌或者不得不忍气吞声。     

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基于仫佬族婚姻形式变迁的思考

通过深入调查仫佬族聚居村落,在获得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社会性别作为研究视角,梳理出仫佬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入赘婚"、"嫁娶婚"、"两头走"的婚姻形式.同时探究不同婚姻形式下仫佬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话语权等,展现当下仫佬族两性的性别建构,预测出两性和谐平等观念的植入以及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更能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     

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志表述真实性思考

女性经验影响下的民族志研究者用另一种视角,发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的有关女性性别角色的话题。女性人类学学者认为,由于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同,男性研究者无法全面理解女性,往往忽略涉及女性的田野资料或缺乏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同一田野环境,男、女研究者结论常有差异。民族志研究长期面临表述真实性的争论,考量性别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思考民族志实践的有效性问题。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作为“文化实践冶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再局限于固有“方位”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 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是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创造者”。 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 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 同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共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化。 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 此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流动性”,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 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

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追求和实践.田野和社会都包含两层含义.区域和整体是辩证统一、普遍联系的,从区域看整体是社会史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吸取和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发展和创新的必要条件.走向田野要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     

侗族妇女与香禾糯遗传资源的在地传承保护——来自贵州黎平黄岗侗寨的田野个案研究

［摘要］妇女在土著民族农业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在地传承保护方面所居的重要地位及存在的问题已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对一个古老侗寨的田野研究,本文从性别分工、继承制度、世系继嗣和传统仪式等方面探讨侗族社会性别制度与香禾糯遗传资源在地保育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侗族妇女在传统农业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传承保护机制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对研究项目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生育性别偏好国内研究十年回顾及社会性别视角的探讨

近十年国内有关生育性别偏好的研究可从更宏观更系统的层次深入探索,社会性别分析视角可帮助我们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形成机制,并通过社会性别培训和宣传倡导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男孩的偏好.     

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利用

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是以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分析为主要任务。在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创建了一套采集与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方法体系。这套理论方法能帮助研究者立足经验主义的治学原理,通过对特定人群社会生活实践的近距离参与,采集包含地方性知识的田野信息,再从田野信息到文本资料的加工转化过程中完成对地方性知识及其功用和意义的客观科学解释。这种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利用能帮助研究者有效进行文化研究所需要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从而形成有助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创新成果。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