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唐代妇女与佛教

由于各种现实和社会的原因,唐代妇女信仰佛教的人数比较多,她们信仰佛教的方式主要有出家为尼和在家修行两种。唐代妇女信仰佛教,对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对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浅析佛教对唐代丧葬文化的影响

佛教的发展在唐代达到鼎盛,并对当时的丧葬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是以“地狱观”为代表的新的死亡观念的盛行,二是出现了一系列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丧葬礼仪。由此可见,佛教不仅改变了唐代的丧葬观念和丧葬习俗,甚至有些因素融合到传统丧葬习俗之中,从而成为传统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寺院对诗歌儒释融合作用初探

唐代的寺院不单纯是僧人修习或宣扬佛教的场所,还是诗人、士大夫们习业和寄居的地方.诗人涉足寺院的各种活动,与寺院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寺院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唐代诗歌创作和交流提供了有利的载体,寺院的佛教文化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开阔了诗人的思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使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并促进了诗歌通俗化趋势.同时,佛教通过寺院这一载体,促成了唐代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儒释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佛教儒化或者说中国化的需要.     

唐代商品经济与征榷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峰 ,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也取得进展。本文考察了唐代商品经济及市场培育的情况 ;考证了唐代商人阶层的形成 ;考察分析了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较之社会其他方面发展滞后的原因 ,“重农抑商”在唐代的特殊表现 ,征榷措施对商品经济发展极大的打击压制     

对唐代四川地区佛教造像的思考

自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迎佛起,中国开始佛教信仰。其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南北朝和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两大高峰时期。但现存的唐代佛教造像却相对不足,主要保存于陕西、敦煌和四川地区,其中四川地区的造像算得上数量多,种类全,但由于唐代佛教美术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因此现在对于唐代佛教美术的认识存在很大不足,就四川地区来说,其造像图本究竟来源于何地,又为何多密宗造像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唐代乐舞文化与乐舞诗综论

唐代文化气势恢宏昂扬,内容博大精深,而诗歌和乐舞尤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收并蓄的文化促使唐代宫廷乐舞诗、西域乐舞诗、边塞乐舞诗及游宴乐舞诗盛极一时,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文人雅士,观舞赋诗蔚然成风。双峰合壁的乐舞诗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视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前半叶，唐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规范形成、定型的时期，邵祖平的《唐诗通论》、苏雪林的《唐诗概论》、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等综论性著作已经摆脱了宁明以来点评、鉴赏式的旧思路，开创了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和加深唐代诗歌“史”的研究的新局面，同时，闻一多、岑仲勉、陈寅恪等人的作家作品考证工作也为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初直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比较大，前进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林庚、马茂元、陈贻Xin等学者仍能从文学、诗学的内在特质出发，对唐代文学进行纵深研究，其中林庚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说传神地揭示了盛唐诗歌的神髓，影响深远；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最后20年，是唐代文学研究复兴和再次繁荣的阶段。人们在认识和反省前30年所走的一些学术弯路之后，开始重建学术规范，其中陈贻Xin、傅璇琮的作家研究，袁行霈、罗宗强的理论分析，葛晓音、赵昌平的诗学探讨，吴汝煜、陈尚君的资料考证尤具学术个性，富有典范意义。     

佛教音乐对唐代长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音乐被称为佛曲。伴随着佛经的传入,佛曲与中土音乐相融合,也开始在唐代京城长安风靡一时,成为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乐于接受的新的音乐形式。佛曲也往往成为文人在诗歌中热衷描写的对象。作为佛曲主要配器之一的琵琶,成为诗歌表现的重点。长安诗坛不仅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还通过文学语言对其声音进行描绘,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佛曲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成为唐代文学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鱼玄机女性主体意识的产生与毁灭

唐代女冠诗人鱼玄机在自身和社会两大动因的激发下,产生女性主体意识,这主要表现在她对封建传统的男女情爱关系的颠覆和对社会角色的向往。但是,终因自身情感的矛盾和社会的不容而导致了毁灭的悲剧结局。     

对盛唐诗歌的重新解读——读宇文所安的《盛唐诗》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模式对盛唐诗歌进行了全新的研究。首先，他从时间、地域及诗歌自身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分类，重写了八世纪盛唐的文学发展史；其次，从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当时的审美标准对作者进行了重新评定；最后运用细读法对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     

李贺生卒年新考

唐代诗人李贺的生卒年,自明末清初以来有多种说法。唐代杜牧《李贺集序》中关于李贺享世年岁等有关年月的记载,是目前考证李贺生卒年的最主要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字依据。作者曾考索杜牧《樊川文集》中所有记载年月的数目字及其表达年数的涵义。在上述考索的基础上,探讨了杜牧用数词表达年岁的习惯用法———即虚年计数法,藉以考得李贺生于公元791年,卒于公元817年。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唐人生活中的乐舞之娱

唐代的乐舞之娱,遍及宫廷和民间。唐代帝王之中,不少艺术修养极高,他们不只是乐舞的欣赏者,也是乐舞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这种氛围中,宫廷内外,一批优异的乐舞脱颖而出。除宫廷乐舞艺人外,唐代的官府、军队亦有乐籍歌舞艺人,王公贵族、豪门官宦,蓄养能歌善舞、年轻貌美的私伎成风。在唐人的生活中,凡是官宦富室、文人士子等欢会酒酣之际,必有乐舞,寻常乡闾也濡染歌舞风习。在开放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唐代乐舞亦积极吸收外来元素,缀染上浓重的域外文化的色彩。歌舞的美好和欢娱,带给唐人相当大的精神享受和生活满足,也使他们的生命浸润着艺术的芬芳。     

唐代诗人顾况长寿之秘初探

顾况,在唐代乃至整个文学史上,都算是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他享年九十岁,无疾而终。笔者在阅读有关顾况的文献资料时发现,他的长寿与其人生观念、生活习惯、对道教的独特理解、个性气质等,密切相关。而文献中的认识多为揣想附会之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唐代行侠作品中侠者的隐身江湖与名士化

在唐代具有行侠主题的诗歌与小说中,侠者立功之后的隐身江湖和由隐身江湖所带来的侠者的名士化倾向,自然与当时唐人所信奉的神仙道教思想有关,但同时也使得侠者更容易为文明社会所接纳,成为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式。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

本文以李白的游仙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为依据，颇为深入地论述了盛唐诗人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以外的另一种人生追求──淡泊名利，皈依自然，寻求另一片自由自在的人生天地。并揭示了这“另一种人生追求”与道、释之间的思想渊源，指出这种人生追求与那种消极避世的衰世、乱世的绝望的哀吟不同，它同样是封建盛世所激发起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