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论《水浒传》中鲁智深僧人形象的继承与创新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僧人形象的继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狂僧”鲁智深僧人形象对前代文学作品和史籍中僧人外表举止描绘的继承与创新,重点展示在“骂佛犹益真修”;“狂侠”鲁智深僧人形象对前代僧人行侠仗义行为描写的继承与创新,重点展示在“替天行道”;在创作手法上借助正衬法和反衬法的运用,使鲁智深形象有特立独行之妙;谶语诗嵌入《水浒传》中,成功地把握了鲁智深一生走向,是小说借助谶语诗塑造人物形象最成功的一笔。这对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创作有其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释僧小说的文化观照

唐代释僧小说,指关涉寺院、僧人、佛典等的小说。此类小说数量很大,一般以寺院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由僧侣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或主人公。释僧小说具有明显的“教世度人”意向,着力宣扬佛法无边、持修获果、破戒遭报等思想观念。释僧小说既记录了佛教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影响,也反映了儒释道相互斗争融合情状,以及文学艺术与佛教的密切关系。释僧小说在唐代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其价值意义值得关注与探究。     

道教幻术母题与唐代小说

唐代小说幻术母题有丰富的表现 ,显示了道教法术的影响。其来自唐代社会自由的文化氛围 ,来自前代的道教与佛教故事传说 ,也有唐代小说家的创造发展 ,对于后世小说创作 ,产生了多种影响     

《太平广记》中胡僧形象的群体特征与宗教意义

《太平广记》这部佛教小说抒写了众多的胡僧形象，其时间上跨越晋唐，但以唐代为多。胡僧形象既具有鲜明的种族特性，又具有突出的佛教文化指向，折射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碰撞，不仅具有文学审美作用，也具有宗教文化意义。     

从梁武帝的《孝思赋》看中国佛教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收录在《广弘明集》中梁武帝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色化。在梁代,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更是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道宣与中国佛教史上“法难观”的形成

近代学者用"法难"一词概括中国史上重要排佛事件。唐代初年,在佛教与政治出现紧张关系的背景之下,道宣(596-667)多次提出"法难"观。武德时期,有全国范围的限制寺院行动,道宣师徒居住的日严寺也被合并,他产生政治上的压抑感;高宗时期,随着道宣成为长安僧团领袖,历次排佛事件成为道宣争取朝臣同情以及整顿僧团秩序的历史依据。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论敦煌宗教话本《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

敦煌文献中的《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是两篇宗教文学话本.它们都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利用民间说话艺术形式进行宗教宣传、神话宗教人物的宣传作品.《庐山远公话》叙东晋名僧惠远的故事,但除了惠远家住雁门、庐山出家的基本框架外,其他绝大部分情节、特别是其主干情节如白庄劫寺、远公为奴、远公与道安论议等都是作者虚构的.这种虚构在正统僧人看来是"诳",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是文学的自觉.《叶净能诗》则把初唐至盛唐百余年间的明崇俨、申天师、叶法善、罗公远等著名道士的奇闻轶事都"捏合"在道士叶净能的身上,集中表现他的奇术异能.该话本有些情节写得饶有风趣,宣传教化及娱心两相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