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家庭收支对居民慈善捐赠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辽宁省数据为例

借助计算机辅助调查(CATI)从辽宁省14个城市中获取1 199份有效样本,运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以探索家庭收支对居民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和支出对慈善捐赠均有显著影响,但收入中仅有工资收入对捐赠影响显著,而支出中对慈善捐赠有显著影响的依次为人情随礼、个人所得税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及赡养支出.提出了促进居民慈善捐赠的建议:提高居民经济收入,鼓励高收入群体捐赠;加强税收减免法规宣传,提高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引导居民从人情随礼走向“爱心之路”.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利用CHNS的六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绝对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长期内的收入流动性程度要高于短期.(2)以1996年和2003年为拐点,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趋势特征.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与同期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相同.(3)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农村内部各家庭间收入地位的变动,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次之,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的认知:一个同期群组的分析

不同群组在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是否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的时代背景而产生差异?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比较四组拥有不同时代背景经历的群组,在转型期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老的群组对于收入不平等持有更多批评而年轻群组则对收入不平等有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考虑不同群组中的不同自身利益之后并不能大幅度降低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表明,更重要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具有时期差别,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短时期内,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面作用越来越小,甚至转化为较弱的负面作用。鉴此,须采取措施抑制居民之间相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中国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绝对收入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与之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且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些结论对政府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论慈善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慈善事业中,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的地位影响巨大,当前的慈善事业正处于从行政垄断型向开放市场型转变的阶段,转变的关键在于合理定位政府和慈善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慈善公益组织的效率和透明度,一方面须明确慈善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保证慈善公益组织平等获取慈善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须明确和强化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的依法监管的职能和责任,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公益慈善机构指导、规范和监管的法律规则.     

支出弹性、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

探究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问题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CHIP 2013年和CHIP 2018年数据,结合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等实证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状况。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的消费处于升级状态;消费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且主要源于高弹性商品消费不平等的下降。G·Fields分解结果表明,持久性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且对高弹性商品支出不平等和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贡献更大,暂时性收入差距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度也相对较高;城乡差距、教育差距和家庭规模差异对于消费不平等同样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度。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教育差距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降低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个人收入、家庭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农村家庭不同类型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根据西方消费理论,利用绝对收入假说模型、相对收入假设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收入对中国农村家庭狭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都有一定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32、0．657、0．014,其中,永久性收入的影响最大;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并不高。据此提出,为改善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应帮助农村家庭增收创收、促进农村家庭暂时性收入向永久性收入有效转变,同时有关各方应做好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引导工作。     

青岛市企业慈善捐赠现状、特点及发展对策研究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根据对青岛市企业慈善捐赠现状及特点的调查和分析,应在选择捐赠合理运行模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捐赠主体能力三大方面采取相关对策,以促进青岛市企业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     

社会资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分析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会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无共识。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截然相反。前者对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农民自发组织、发展正规专业的社团组织等社会性力量,对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视角下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模型、tobit模型分别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及贷款额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强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获得的贷款额度并不显著;而弱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及借款额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分别考察社会网络对不同渠道借贷活动的影响时发现,在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弱社会网络关系,非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强社会网络关系。     

企业公益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青岛市企业为例

公益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对青岛市企业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回归方法构建企业公益捐赠决策模型.分析发现,企业运利倾向、企业决策者受教育程度、企业慈善文化、企业资产负债率、政府态度、税收优惠政策、受赠机构社会影响力等7项因素是影响企业公益捐赠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