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朱熹法律思想探索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博学的学问家之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是继承了二程(程顥、程颐)的理学,总结了先秦以降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因素,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融合道教关于宇宙构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佛教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建立了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莱布尼茨的"单子"和朱熹的"理"之异同——兼论莱布尼茨对朱熹之"理"的理解

莱布尼茨的"单子"、朱熹的"理"分别是各自哲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莱布尼茨以自成体系的单子论阐述朱熹理学,妄图要论证理学与其单子论是一致的,开启了西方以理性精神研究儒家之先河.但"单子"与"理"还是有所区别的.     

阿奎那与朱熹法律思想之比较研究

阿奎那与朱熹是中古时期东西方思想界的巨擘,阿奎那为教会经院哲学大师,朱熹为儒家理学之集大成者,两人的思想对后世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其二人法律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在中古时期,东西方法律道路的分野已更加明确,西方法律的宗教性与中国法律的伦理性特点已基本确立.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使用和讨论。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其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朱熹青少年时代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青少年时期与佛教思想的传承关系怎样?为什么其后又“逃禅归儒”?在“逃禅归儒”中,扬弃了佛教的什么东西?这些问题的正本清源,对我们正确认识儒佛之间排斥与融合、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深入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实质,是十分有益的.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朱熹著作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朱熹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其著作与理学紧密联系,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日本人引进、复刻、研习朱熹著作的角度入手,考察日本人对朱熹思想的吸收与应用,从而找到日本社会僧侣、武士、儒家相互制约、长期并存的根由.     

论石介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石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三先生”之一 ,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适应宋初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 ,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他对儒学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其贡献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和腐朽的文风 ,从而为新的思想的产生扫清障碍 ;二是大肆提倡儒学的道统说 ,以此来与佛道的法统说相对抗 ,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思想已展示出理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我们应该给理学以公正的评价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以颜延之为例看晋宋之际三教合流对士风、文风之影响

晋宋之际,儒学振兴、玄学式微,佛学兴盛,三教之间的互动共融,为士人提供多向选择,形成了此一时期的特殊面貌。受其家世影响,在颜延之的思想中儒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佛、玄盛行的南北朝时期,颜延之身上也沾染了佛玄的习气。三种思想同时并存,交互影响。一方面,玄、儒合流,借佯狂而斥权贵,以名士之风实现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士自觉感。另一方面,玄、佛双修,在对社会的失望中采取一种出世的超脱之感。     

宋明理学和谐思想探微

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道、佛"三教的融合与会通。学界曾对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心理关系、心性关系以及知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普遍探讨和争论。从和谐的视角来看,过去人们简单地批判"理本论"而肯定"气本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地评价"心本论"、"知行观"的做法都是较为偏颇的。宋明理学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华和谐思想:一是"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大学派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论证了宇宙和谐和天人和谐的思想;二是以心性论为重点深化了儒家的心性本体和心性修养的思想,为自我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以知行关系为主线,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知与行的内在和谐统一与人际和谐的关系。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儒释道三教与唐初政治

唐初统治者立足于社会政治经济所采取的兼容并蓄、一切皆可为我所用的灵活务实的宗教政策,一方面为唐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儒释道三教为排次第,积极向政治靠拢,又相互借鉴,各教的世俗化日渐明显,儒学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并进一步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基本完成,道教也空前发达。     

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及学术风尚

南宋时期士人关于《盐铁论》的接受维度、层面,比北宋时更为广泛、深入。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业的发达,更得益于南宋学术风尚的推动。南宋官学在“法祖宗”的政治要求下,一方面要破除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欲树立新的学术范型。在破与立中,以道问学为意趣的考据学日渐盛行;以尊德性为旨归的理学亦渐居统摄地位。在新学术风尚的影响下,《盐铁论》被南宋士人广泛关注,成为理学家高扬儒家道义的经典参照和学者考据典制渊源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南宋理学家以道为本的辞章认识,也推动了对《盐铁论》文学价值的深刻认知。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个新视角。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明初宗教政策与朱有燉文学创作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儒治国,释道辅之的国家政策。朱有燉思想调和三教,以儒为主,虽然一方面由于自己政治生存环境及夏云英的影响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宗教政策有关。朱有燉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释道色彩,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明初的宗教政策无疑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