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村民自治的关键环节--乡村关系的重构

村民自治作为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但村民自治要融于乡村政治运行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村民自治的民主化倾向与基层政府的社会动员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回归自治：村民自治的新发展与新问题

随着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以行政村为单元实施村民自治的通行做法陷入了日渐明显的困境,表现为行政村规模普遍较大,自治困难;行政村村委会行政色彩浓厚,自治能力弱;行政村层面自治,村民认同感不强,自治效果不佳等。对此,近年来一些地方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作了将村民自治重心下沉的探索和实践,影响较大的有广东清远市的自然村自治模式、湖北秭归县的村落自治模式、广西河池市的屯级党群共治模式、广西贵港市的“一组两会”模式、广西融水县的“五会屯治”模式等五种模式,使村民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对村民自治由制度到实践、由悬空到落地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无论是清远模式还是其他四种模式,都引发了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地方实践部门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以推进这一改革的发展。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以社区自治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广西宜州市龙安村安宁社区自治的调查与启示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运动,村委会出现了“无钱理事、无人理事”的新局面,由此形成了村民自治内在的“成长的烦恼”与“发展的困境”。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中,社区自治是一种有益的形式。在村委会工作陷入困境的当下,进行农村微观组织再造,成立社区并探索适合于各地的模式,实行社区自治,具有推广性价值,有利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亟待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解决村委会服务功能弱化问题 ;理顺乡村关系 ,解决“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问题 ;理顺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 ,解决基层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组织动摇党的领导权威问题 ;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 ,解决村民自治缺少经验和各地工作不平衡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 ,解决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养差问题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解决村民自治的社会法治环境差问题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村民自治中的制度与组织分析

本文引入了“制度—组织”分析框架,着眼于中国农村现有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的衍变逻辑。通过对现存农村体制下的“制度—组织”模式的分析以及由于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所引起的新旧“制度—组织”模式间的冲突和调适的情形分析,近而探讨在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条件下农村自治的可能变革之道。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的政治生态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有其政治生态环境,从我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情况可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环境;壮族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孕育出的都老制自治传统,是村民自治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村民自治兴起的政治生态因素表明了今后村民自治持续发展应努力的方向:积极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培养农民的民主自治意识,并且努力实现其现代转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利益解读

改革开放后 ,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治理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新制度。本文认为 ,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表达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在 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创立 ;利益的实现和扩大是村民自治发展和创新的内源力 ,是村民的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导入相结合的过程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利益分配是重要的变量。总而言之 ,在影响村民自治产生、发展、创新和运作的因素中 ,利益是决定性因素。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试析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起点和重要建设内容的村民自治也应该遵循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仍面临许多现实的困境。如村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缺乏、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的社会基础等等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就应当逐渐地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政府逐渐放权以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培育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村民自治中村民政治参与探讨———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简

满足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增强政治组织吸引力已成为研究农民在基层民主自治组织中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课题。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农村社会利益关系逐渐分化,利益主体、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这阻碍了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农村社会利益分配、导向、表达、协调等方面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本文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探讨了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机制、动力机制、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构。     

和谐视角的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当下村民自治因较多依赖国家供给,忽视了农村内生秩序,从而产生诸多困境。为走出困境,应“唤醒”农村自治元素,整合农村自治资源。推动农村内生机制的构建,并以此重构农村内生秩序。农村社区建设是一条可承载建构农村内生秩序的路径。它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旨在培育国家制度供给在农村实施的土壤,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村民自治由内向外、外力辅助的发展规律,可为村民自治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顺应上述思路,农村社区建设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由组织农民向农民自我组织转变,二是要重新认识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定位及村民自治组织基本职能的转变。如此,才能走出传统国家供给的误区,与村民自治协调共进。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试述毛泽东的乡村治理观

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乡村治理观,一方面表现为自治与治理混合、政府与社会功能统一的乡村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思想。毛泽东的这种乡村治理观对建国后党的有关农村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证视域中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自全国多个农村地区的实际调查表明,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在法律保障方面,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不够明确不成体系,村民民主权利维护的功能有待完善;在制度设计方面,县乡两级党委政府与村委会村党支部之间的指导关系不明晰,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运行界限模糊;在政治文化方面,农村传统政治文化观念较为浓厚,村民向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与参与行为转变普遍存在困难,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能力素质和村民的自治渴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通过综合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村民自治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也深切感知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动因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是特定地方的政府和群众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做的创造性变革,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具有地方性、有限公共性、自治性、区域性等特点。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相对短缺的民主参与制度、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逐渐提升的服务需求与相对薄弱的农村社区服务等村民自治的内在矛盾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根本原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上级政府的号召与要求是引发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