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定见危不救罪的可行性问题研究

见危不救行为纳入到刑法范畴具有可行性。因为见危不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纳入刑法调整范畴的前提。从刑法角度看，设定见危不救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时重大道德义务可以成为见危不救罪作为义务的一个重要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立法，可以为我国刑法设定该罪寻找立法模式。在考虑到我国目前具体社会状况前提下，见危不救罪的主体暂时限定为三类。     

见危不救犯罪化初探

见危不救属于传统道德调整的范畴 ,在道德资源缺乏的今天 ,见危不救的事件频频发生 ,道德对这个领域的调整已经力不从心。将危难救助作为法定义务加以规定 ,并在刑法中相应地增设“见危不救罪”是无奈却理性的选择 ,但是应该将法律干预保持在维持社会生存基本需要的范围内 ,避免对救助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并建立相应的救助人伤害或损失的社会保障机制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

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质疑

面对社会上见危不救、漠视生命的现象,有人提出我国刑法应增设见危不救罪。但当前我国刑法并不适合设立见危不救罪,因为若设立这个罪,不仅和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相抵触,而且违背刑法谦抑性理念。     

“见危不救”引发的道德谴责与刑法规制——从法理学角度的探讨

近几年关于“见危不救罪”的刑法入罪讨论的非常激烈,不仅在刑法理论上,许多学者各抒己见,司法实务上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民众也持不同观点来看待。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提案,要求通过刑法来规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刑法层面的具体体现,本文将具体阐述之。     

一般救助义务的刑事化问题

将一般救助义务刑事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宗族社会治理和连带责任的背景下，中国古代自秦至清，均设有见危不救的相关罪名。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宗教教义，迄今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都设有“坏撒玛利亚人法律”。普通法在传统上虽持反对立场，但例外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从损害原则出发，在缺乏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未能履行一般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对他人利益的不法损害，应当入罪。从立法效果上，则可呼应社会团结的刑事政策目的。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一般模式，结合我国罪名体系现状及立法习惯，可以将见危不救罪设于第四章遗弃罪之后。总之，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应对罪名数量脱敏，保证犯罪化的正当性才是刑事立法的核心要义。     

论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及限度——以“常回家看看”入法为视角

道德和法律在调整范围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有一定的重叠。在我国现阶段道德滑坡、约束能力不断弱化的背景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道德法律化作为其中一个有效途径,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入法便是道德法律化的一个例证。然而无论道德或是法律的调整作用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法律化也有其局限性,"常回家看看"入法也存在一定的操作困境;需要在此基础上,界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并对提高"常回家看看"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提出合理化的规制措施。     

增设“见危不救罪”的冷思考

面对他人的危难情形,行为人施救或不予施救背后的行为逻辑实际上是出于对行为成本—收益的考量。通过揭示行为人见危救或不救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可以看出,见危施救这一利他行为是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无须刑罚的涉足便可以自行存续和发展。增设"见危不救罪"并非破解见危不救困境的良方,不仅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而且公安机关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缺乏破获见危不救案的有效激励,同时潜在的救助者也会通过减少引起救助发生的行为而不是通过救助来避免法律责任,"见危不救罪"的设立亦会激励潜在的受害人降低自身对于危险的预防水平,导致无效率的结果。     

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

“见危不救”应否定为犯罪,必须在对“见危不救”准确界定和分类的前提下,通过对法理学中法律的道德基础、人性基础、价值基础、法律的创制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内容的分析比较,通过对刑法学中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之规定性、刑法因果关系、刑罚目的和价值的剖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任何不加分析地一味主张“应该”或“不应该”都是不可取的。     

正义镜像的缝合——法律救济与救济法律

从本体来看,法律救济源于权利、正义、规则,立基于适度的主动,追求真实、良善、艺术的问题解决.在现代社会,法律救济有立法、行政、司法、市场、宪政等多种通道.司法是其中心通道,也是实现法律救济法律化的根本要津,必须体现法治正义的内在训诫.     

习惯自在调整与习惯的法律化

传统习惯在社会制度构造中一般有"习惯自在调整"和"习惯法律化"(包括"认可式""嵌入式"两模式)两种形态。基于国家法调整的限度,"习惯自在调整"模式拥有充实的社会基础。传统社会向来重视"习惯自在调整"模式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这一模式饱含着诸多有益于当代社会主体私权保护的优异品性,蕴涵着"法律伦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当然,中国古代依赖血缘组织的特有社会结构表明,社会调整既需要习惯自在调整,也需要习惯的法律化。"习惯法"和"嵌入式"的"习惯成文法"等两种习惯法律化模式,既能够表彰习惯的法律意义,使得法律制度认同、融会优异习惯规则,又符合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行动模式和法治化的体制要求。     

《论语》中有关“仁”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高道德规范。对孔子《论语》中仁学思想的剖析主要是探索孔子仁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仁学思想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孔子从"孝悌"的自然亲情出发,以推己及人为方法,进而把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突出强调了仁的爱人精神。     

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

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在道德考量的范围上逐渐扩展,尽管它们之间争执不断,但是也能抽象出有助于环境治理的基本共识。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因为自身的制度缺陷无法应对未知的环境风险和已知的环境危机。恰逢其时,环境公共伦理为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养料池。环境公共伦理法律化是环境伦理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它主要是通过为法律制度构造提供技术基础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解释达致的。     

和谐农村的伦理学探析

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主要内容,以城乡平衡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和谐农村是一种新提法,它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的简练表述.和谐农村的伦理内涵和伦理意义十分丰富.挖掘和谐农村的伦理思想,目的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安乐死的法律与伦理学问题探讨

安乐死是当前法学、伦理学界的共同难题.作者从三维取向的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出发,探讨了安乐死的法律与伦理学问题,认为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不可能导致安乐死的合法化,只有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才可能指导和推动安乐死合法化进程.安乐死特别是被动安乐死以隐秘或半公开方式而存在,针对这一客观事实,依据现代医学模式,在实施安乐死过程中应遵循有利原则、自主原则、合法原则和公开原则等道德原则.     

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何以可能？——人权价值公共化的三种实现路径探析

人权价值是一种公共化的理性价值,契合了现代理性社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需要。现代理性社会在伦理道德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推动着人权价值的实现,但其实现也遭遇着公共化的困境。个人主义是实现人权价值的主要障碍,是个人实现人权价值的异化现象。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体现着人类共在的一种公共化价值追求,有利于破解个人主义对人类共有共享的人权价值的阻碍。从实现形式来看,人权价值的实现就是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人权价值的公共化就实现于人类构建的伦理社会、政治社会和法律社会当中。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体现为人权价值的伦理化、政治化和制度化（法律化）。     

后现代的道德回归——齐格蒙特•鲍曼的伦理思想述评

伦理和道德问题是鲍曼的重要议题。现代,道德是伦理的产物,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后现代,伦理呼唤道德冲动,伦理危机为道德复兴提供了机会和新的挑战。鲍曼依据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企图从现代伦理的内部去解构其机制,但又发现“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之现实困难,生发道德感的替代机制还需继续寻找。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小康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建设初探

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在价值体系的多元中,以义利并重的伦理价值观的确立,制度伦理的建立和完善,伦理主体化的实现为基础,在底线伦理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普世)伦理的建立和发展;认真清理我们的伦理文化遗产,汲取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精华;努力建设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伦理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与广告伦理探析

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广告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广告人在创作策划广告时,还是受众在接受广告信息中,无不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响。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广告手法的日新月异,当代社会出现了许多有伦理争议的广告现象,而且许多已经超出了法律的管辖范畴,其中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着眼于传统文化对广告伦理的影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分析了遵循与突破、传统与现代、正面与负面的广告误区与表现,主要包括:广告的失真与夸大,比较广告中的伦理,倡导性广告的伦理,针对儿童与妇女的广告伦理,媒介外溢引起的广告伦理界定等。由于伦理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和多重标准,文章认为要根据时代的变迁来适度地认识广告伦理问题,以提高华人广告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