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LSTR实证模型对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具有明显区间转换的动态特征,当负债率低于15％的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转换函数则处于低区制状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线性相关.     

中国家庭债务、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7～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文章考察了家庭债务、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债务与消费以及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是影响消费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消费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经济增长是引起家庭债务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政府应加快推进消费金融市场建设,合理控制全社会的家庭债务规模,使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居民应该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加强家庭债务风险管理意识,最终实现效用最大化.     

债务异质性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分析了债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理,并用政府债务代表公共债务,用家庭债务代表私人债务,实证研究了债务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认为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对经济增长均具有负面影响,且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大于家庭债务,初始经济增长率是影响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作用大小的重要因素.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对经济波动均具有抑制作用,且家庭债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     

财政货币政策与地方政府债务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从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的角度来研究政府债务,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是过于激进的地方政府财政扩张与中央银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间失配的结果.在发展落后的区域金融市场上,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会挤占稀缺的金融资源,对当地的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使得经济增速低于债务增速,另一方面利率上升造成政府还债压力,最终酿成债务风险.并利用间接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通过面板VAR模型来对政府债务、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所得结论.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结构调整、政府规模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分析

基于中国1990—2011年相关数据,在验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基础上,引入结构调整中介变量和政府规模调节变量,深入剖析结构调整、政府规模与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结构调整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科技进步可以促进结构优化,加速经济调整和发展;政府规模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调节效应显著,政府规模可以调节"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碳排放与金融发展关联性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1982-2012年的数据对碳排放、对外贸易、金融发展、能源消耗、经济增长等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ARDL边限检验法对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得出长期关系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非线性倒U型关系,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之间呈正相关,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贸易开放与碳排放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并未引起污染转移.     

入境旅游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使用最新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变量的弱外生性分析,对我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外汇收入、真实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名义汇率四者之间存在惟一协整关系,真实国内生产总值是关于协整参数的弱外生变量,而旅游外汇收入是内生变量即经济增长是入境旅游发展的长期原因,进而支持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促进国际旅游发展的假说;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汇率与入境旅游发展之间在短期和长期均不存在因果关系。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为了探究当前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选取1978～2012年出口额、进口额和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分析以及VAR模型对两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中国的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在长期,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基于半参数估计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国家能源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大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未趋于一致。鉴此,使用半参数回归法,在不预先设定二者服从何种函数关系的情况下,对中国1998——2008年30个省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不同地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全国范围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扁平S型的非线性关系,该非线性关系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logistic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呈现宽U型非线性关系。     

政府债务统计国际比较研究

政府债务统计是分析一国或地区政府财政状况和评估财政风险的重要依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文对国际组织政府债务统计体系和英、美、加、日、中等国的政府债务统计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不同体系和不同国家在概念、分类、指标、统计准则与口径、数据发布等方面的异同及主要特征。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统计尚不完善,存在不少问题,概念与分类体系不明确,不同部门之间统计口径存在差异,统计指标单一,不利于政府债务管理与风险监控。中国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债务统计体系,重点在于：（1）统一政府债务统计口径;（2）尽快开展政府净债务统计;（3）加快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4）健全政府债务统计指标体系;（5）完善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制度。     

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产出机制的门槛效应研究

实现科技创新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科技发展政策的前提是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特点有充分的认识。本文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R&D强度和R&D经费中企业经费所占比例作为门槛变量,对我国1985-2013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产出机制发生了转变,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个门槛,R&D强度的门槛值分别为0.661%和1.325%,R&D经费中企业经费所占比例的门槛值分别为29%和67%。两个门槛变量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在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我国专利产出的增长都经历了从以R&D人员增长为主要影响因素到以R&D资本增长为主要影响因素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机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非线性模型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与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     

公共支出、支出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25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公共支出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工具之一,支出效率反映了支出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基于中国2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公共支出、支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确定,但支出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并起到公共支出产出效应的门槛作用;东部城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的支出效率分别大于0.60、0.68时,公共支出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

在或有债务不确定触发地方政府代偿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行了模型刻画,给出了两类债务违约概率的显示解及其估计方法。基于地方政府报告的显性债务和审计署的有关公告等,本文对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规模进行了结构性分解和估算,多视角估计了不同久期（或平均债务到期时间）下的两类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状态,同时对比分析了其变动趋势。模型估计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形态是或有债务的不确定触发,在部分时段内,地方政府的结构性代偿压力明显较大,但债券置换等旨在拉长债务久期的政策设计有助于缓释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风险边界,降低地方政府的结构性代偿压力。本文用具体数字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状况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地方政府债务久期之伸缩与其代偿压力之间的定量关系。     

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源泉的异质性及强度研究——基于互联网、金融发展和法治水平的视角

国家的异质性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源泉具有较强的差异性。运用2003年至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数据,构建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互联网、金融发展及法治水平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现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有限。但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J字型增长,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金砖国家金融发展。加强互联网、金融及法治建设将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地方资源禀赋、制度环境与地方债发行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高速增长引发了各界的警惕,而地方政府的发债动机、发债能力更是饱受质疑。本文利用2004-2012年我国地级市的发债数据,对政府发债动机及发债能力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越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可能性越高;城市的财政赤字情况越严重,则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机会越低,而城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则对城市发债能力产生正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对城市发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成熟度对城市特征产生了“放大”效应,发债双方的关系更加遵从“市场规则”;而“关系成本”的存在则打破了“市场规则”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我们的研究深化了对地方政府发债行为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理解。     

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验证及成因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1985—2008年新疆经济与环境数据,通过建立人均GDP与工业“三废”之间的计量模型,得到了新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研究表明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不符合典型的EKC特征,工业“三废”的环境质量改善转折点尚未到来。因此,应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治污力度,实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71--2006年间28个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再根据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确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估计发现：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国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从长期看,部分国家碳排放与GDP的关系呈现倒“U”形,部分国家呈“U”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