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君主官僚制政体建立初期之经济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在以大地产制为特征的"领主制经济"消亡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在战国至西汉初期阶段内,产生的是人均五口、户均百亩的小农家庭,尚不存在一个新的拥有广大地产的"地主阶级",君主官僚政体即建立于小农家庭基础之上,而非王亚南所言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基础之上。但在以后各个王朝阶段内,因君主官僚政体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国家土地买卖政策的松动及赋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社会分化与"地主阶级"却又必然产生,并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及君主官僚政体国家政权与"小农家庭"和"地主阶级"关系的重构,君主官僚政体国家也最终成为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     

小农单位的计量标准研究及其政策含义

小农单位的计量标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相对值,既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又受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消费需求弹性影响,但其上限由农民家庭劳动力的独立经营能力决定,下限则由维持一个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决定.目前我国实行"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耕作方式,已经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小农计量单位,它不足以让绝大多数农户过上温饱舒适的小康生活,下一步应重新塑造现代农业主体,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小农何以存续？——基于珠海水产养殖户的研究

中国自农业现代化转型以来,小农生产并没有被规模化经营替代,而是顽强存续着。本文以珠海水产养殖户为研究案例,尝试说明小农户在与规模化经营主体的竞争中,凭借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以下几点优势得以存续下来：通过灵活的农业经营计划,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家庭劳动力组织形式使其具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效率;兼业生产有利于其具备充足的非农收入补充。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尽管小农户凭借其组织农业生产过程中具备的独特优势仍能存续一段时期,但其生存环境将会愈加艰难。面临中国小农长期存在的现实,农业政策应适当向小农户倾斜,在土地、资金、市场等要素配置过程中,应注重激活小农户内生性动力,增强农民主体性。     

去自给化小农:解释中国农户经济及政策趋向的一个视角

农户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是在一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追求福利或收益最大化.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及价值趋向,学界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形成了各种学派,即生存-道义小农、市场-理性小农、阶级-剥削小农等.各学派解释了特定背景下小农的经济特征,但不能较好解释当今中国的小农经济.从中国转轨经济的视野出发,提出"去自给化小农"假说,分析中国农户经济正在经历"去自给化"的过程,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生活、社交及文化等角度对此进行解释说明,并由此提出加快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户的市场约束与行为逻辑——社会化小农视角的考察

当今中国小农不同于传统小农,也不同于社会化大农,它是介入传统小农与社会化大农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的小农,即社会化小农。因为它已经从传统的"为买而卖"逐渐转向"为卖而买"、从"以业为商"转向"以农为市"、从"小农的市场"转向"市场的小农",货币与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小农与家庭是"无人不商"、"无物不市"。面临市场化、社会化的货币支出压力,社会化的小农行为已经从依靠熟人关系、道德市场转向求助货币武器和紧缩性的保守选择应对市场化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社会化小农的行为逻辑——基于华北鲁县三个新居建设试点村的研究

从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变迁是外部要素和小农自我意识的综合呈现过程。社会化拉近了小农与现代市场的距离,改变了小农的社会关联方式,启蒙了小农的利益意识。反过来,在经济理性支配下,利益考量逐渐成为主导小农选择行为的核心。社会化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结合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出新的要求。     

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农业经济的载体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作用如何 ,理论界始终评价不一 ,而且多数论者持否定态度。本文通过宏观地、历史地考察 ,得出以下认识 :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而且是进入铁器时代之后简单手工劳动基础上的正常组织形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 ,小农经济在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它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和一定的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科学界定"小农"概念是认识和把握小农经济形态变化的前提,也是解开整个问题的一把钥匙.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并未过时,中国目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超小型"自给自足式农户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超大型的"赢利性家庭农场"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世界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是以农场規模不断扩大的"横向一体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二者交融互补、相件而行,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互相排斥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九亿多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速度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实现的程度与水平.     

中国小农经济"过密化"假设存在的问题

"过密化"假设也可以看作小农学派的代表之一."过密化"假设强调人口压力,关注劳动生产率.当"过密化"假设和小农贫困化紧密连在一起时,造成该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并不在人口压力或劳动生产率,而是在农业税和地租,或者说,在于政府行为,而与小农理性的产业化行为并没有直接关系.当"过密化"假设和小农贫困化紧密连在一起时,该问题的研究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的主要失误,则在于想避开与马克思学说有联系.     

农民工城市经济适应过程中的剥夺问题与城市安全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一个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正在试图融入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经济适应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剥夺。从城市安全的视角看农民工所遭遇的绝对剥夺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为拖欠工资,二为无社会保障。相对剥夺也是威胁城市安全的潜在因素。     

人口流动与社会政治稳定

人口流动对社会政治稳定有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新型农民,加速了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进程。但它也有其消极影响:它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我们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深化户籍改革,处理好多元化与主渠道的关系以促进人口流动的有序性、合理性。     

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

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     

“学区房”溢价持续扩大的原因与对策研究--来自北京市的经验分析

在当前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趋向公平、地区及学校间教育差距有所缩小的背景下，我国“学区房”溢价却呈愈演愈烈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区县为例，在考察“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等作为内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对“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前者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后者，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是近年来我国“学区房”溢价水平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理“学区房”问题不仅要均衡区域间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更要有效遏制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小农体系的现代价值与功能拓展

在现代社会,小农经济的存在仍然根植于农业的自然特性之上,它是传统农业文化活态保护和传承的载体。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小农经济更突显了其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     

青岛市城阳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为了科学的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建立了区域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对1995-2004年城阳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近10年城阳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整体呈良好发展趋势,但资源化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与分层机制

文章运用职业分层指数这一社会成员共同的分层标准来分析流动人口的职业阶层结构。通过对农业流动人口与非农业流动人口职业分层结构的比较,发现：流动人口从整体来看多处于中下层职业,非农业流动人口处于中上层职业的比农业流动人口多;从职业类别来看,流动人口集中于技术类职业和简单劳动类职业。由此推论,户籍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正在由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和农业与非农劳动的高度一致性转向本地与非本地户籍和权力与非权力职业之间的重合,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只能是功能需求性的融合,而不是同质性的融合。     

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在东汉总人口数比西汉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湖南四郡的人口却出现了快速增长,总户数由西汉时占全国总户数的1%上升到了6.7%;总人口由西汉时占全国总人口的1.2%上升到了5.7%.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大量迁入;湖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北方而言未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及由赋税的相对优惠到"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政策.等等.     

俄国农民外出打工与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俄国城市化水平取决于农民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农民外出打工和转入城市等级问题是理解俄国城市化的关键所在。俄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缓慢的原因很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所有人的迁移,尤其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村社制度通过连环保义务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农民必须服从村社的监督;农民在经济上和血缘上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权宜之计;外出打工既冲击了村社的宗法制度,又有强化农民经济、延缓农民分化的作用。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中经济利益补偿的博弈分析

作者利用博弈论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牵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各方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农户与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农户与作为整体的政府进行博弈有多个纳什均衡点,要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政府应选择较高的补偿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纳什均衡(不努力,不努力)是各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策略同时也是占优战略均衡,但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努力,努力),也就是既节约中央的财政资金,又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要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既要激励合理,又要经常监督,把地方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