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

在汉代,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史传写作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主流。东汉以后,独立于史传之外的人物传记写作又见繁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类传记创作达到了鼎盛。《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将这一类传记“部而类之,名之曰杂传”;后人亦称之为杂体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杂传后世大量散佚,根据《隋志》史部杂传类所保留的部分魏晋杂传书目以     

论《汉书》的语言风格

《汉书》在历史学上的地位,早以有公论,而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则似乎估价不够。为了对《汉书》的史传文学价值与成就作出恰当的评价,在文学史上,给予《汉书》应有的地位,本文拟对《汉书》语言艺术的特征的形成原因,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作一些探索与分析。 《汉书》的语言,具有繁富典丽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细致、丰富。作者在叙述事件、勾勒人物时,运用了丰富的语言,细腻的刻划。有些地方,看似枝蔓,却很能表现特定情况下人物的心理或当时的情景。如《霍光金日(石单)传》(本文引《汉书》均只列篇名)写霍光死后,霍氏面临宗族夷灭的局面,作者这样写诸霍的恐惧心理: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秦汉相人术对汉代史传人物书写的影响

相人术至秦汉时期已发展成熟，是汉代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属“形法”术之一。汉代史传载录了大量有关皇室成员及将相参与相人术活动的史料，这些史料客观上反映了汉代皇室及士人阶层对相人术的价值认可与接受。在《史记》《汉书》及《东观汉记》的各类人物形象中，皇帝、皇后、将相与相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两汉的政治生态也主要由这三者构成。从汉代史传记载的相人术分析两汉政治人物群体的形象塑造，除了奇相附会以强化帝王受命而王的政治神话之外，汉代的外戚专权及人才选拔往往也受到了相人术的影响，同时，也使得《史记》《汉书》在叙述历史过程中，客观上丰富了其神秘性的文学色彩。     

汉代信仰风俗与班固及其《汉书》

汉代社会是一个“鬼神术教之世界”,其信仰风俗深刻影响到了班固的思想观念和《汉书》的写人叙事。这种影响突出表现为:书中时人物音容仪貌的描写往往带有神秘色彩,兼有暗示其人品性、未来的作用;其叙事过程中则多用带有俗信仰意味的预兆、预言来暗示、照应人物命运和事件结局,从而使《汉书》写人叙事别具特色。     

论《幽通赋》与《答宾戏》

这两篇赋虽然也被《文选》所载，在班固赋中却多被冷落，评价也不高，远不如《两都赋》那样受重视、被推崇。其实，这两篇赋相当特殊，也很重要。班固在其《汉书·叙传》中特用以叙经历、言志趣，属于自叙传性质的言志之作，是研究班固为人不可缺少的生动材料。不仅如此，这两篇先后写于班固青年与中年阶段的赋，体现了班固创作的特征，是研究班固为文的典型作品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史记》心理描写探讨

《史记》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欤。”《史记》既是我国史学的发端,又是我国史传文学之滥觞。《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也写人,并取得了—定的成就,但这些书中的人还只是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叙事过程中被顺带地描绘。人物多举动而少思想,描写多片断而不集中,所以这还算不上史传文学。史传文学的建立以《史记》为标志,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些初步的表现人物的条件。如人物外貌神态的勾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作者感情意识的渗透等。而其中人物心理活     

略论两汉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

两汉的杂文杂传体志怪小说多假史实生发,内容驳杂,光怪陆离。既受先秦史传文学和汉代《史记》、《汉书》的影响,又受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以及学道求仙之风的熏染。较之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人物写得比较细致,思想也更具进步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简析《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的艺术特色

班固在《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中通过记叙赵广汉等人的事迹 ,表达了他重要的史学思想 ,同时就其描写历史人物、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本身而论 ,他“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叙事、评议与判断 ,也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特色。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昭君故里新考

王昭君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巾帼人物,其故里自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云为“南郡秭归”后,一直被人们沿袭至今。如祝穆《方舆胜览》云:“归州东北四十里有昭君村”。又《大明一统志》云:“昭君村在归州东北四十里。”这里的“归州”,即班固在《汉书》中所说的“南郡秭归”。《旧唐书·地理志》云:“秭归,汉县,属南郡。魏改为临江郡,吴、晋为建平郡”。隋属巴东郡。(唐)武德二年,置归州。此后的《舆地纪胜》、《元丰九域志》、《大清一统志》亦均主其说。但至宋,又有人将昭君故里具体到归州的兴山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试论《水浒传》的史传笔法

本文从创作契机、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探讨了《水浒传》如何继承和发扬《史记》等史传文学的精神 ,以及从中所突现的史的痕迹及所运用的史传笔法。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论《国语·晋语》的语言艺术

《晋语》为《国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尚书》一样，《晋语》以记言为主，同时叙述历史、传记人物。在史传文学中，其语言独具特色：含蓄而流畅，生动而严谨，优美而准确，灵活而工整，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技巧。《晋语》运用语言的艺术成就，为后世史传文学的语言提供借鉴，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

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他撰著宏富,而在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代表作则是《汉书补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百篇组成,东汉班固撰,实经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才告完成。它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汉一代历史无与伦比的珍贵文献。但《汉书》的微文奥义、连才高博洽、教养诸生常有千数的一代通儒马融,亦感通贯非易,也要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因此,从东汉起,诠释《汉书》者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