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论王闿运的诗歌中的纵横家思想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王闿运既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全国著名的纵横家。“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的《湘绮楼诗集》记载了王闿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活动,并使王闿运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王闿运与“梅”

“梅”在王闿运的词集中出现颇多，词人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梅”不同角色：有积极向上给予人希望的“梅”，有让宦游旅人倦游思归的“梅”，还有独立窗前伴人隐居的“梅”。“梅”意象丰富了王闿运词作的内涵，也成为他人格与心路历程的写照。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同治四年以后,王闿运的思想较前期显得更为豁达.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出现了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的变化.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氏人格的体认一样,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相对应.     

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探微

王闿运以其独立特行的狂狷个性招致“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矛盾评价的载体：史学研究领域亦毁亦誉的《湘军志》,褒贬相杂的经学研究,扬抑相随的文学创作,毁誉相参的幕宾生涯,誉不及毁的国史馆长任职参。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矛盾评价的主要原因为：评价者立场、观点的矛盾,体制外批判者的遗害,桀骜不驯个性的危祸。“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给王闿运造成的负面影响：葬送了他的仕途,熏陶了少数“另类”弟子,妨碍时人、后学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千古文章未尽才-解读金末短命诗人王郁

生活于金代后期的王郁是一个年青而富有才华的诗人,率真任情乃其个性;他不满当时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章合韩柳之文辞与程张之理学,以“唱起斯文”自任;还要求在“复古”中革除诗弊。其存诗虽极少,但仍有特色可寻,他擅长于乐府诗的创作,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     

王绩文、赋探析

王绩是初唐第一诗人,也是开盛唐诗风的第一人。近年来,学术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已渐趋深入和完备,但对其文章的研究却依然寂寥。实际上,王绩的文章和诗歌一样,承六朝、启盛唐而独立于初唐文坛,其在唐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应受到重视。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宋代诗人王十朋之推韩学韩

韩愈在两宋时期的影响颇为深远,南宋初期的王十朋就是一个尊韩、学韩的典型。他自云诗作从韩,更欲和尽韩诗。这既是受文化大背景所熏染,也是其个人审美取向的选择。王诗学韩,主要体现在＂以文为诗＂上,兼有＂奇＂、＂硬＂的刻意模仿。而较之韩诗＂横空盘硬语＂的特点,王诗则体现为＂质＂、＂厚＂。学韩而不似韩,是诗人处于欧阳修的＂学韩＂背景下,欲＂跳脱＂前人藩篱而才气秉性所不逮的表现。     

王安石作品的语言风格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善于写诗、词、散文等,其文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文章从语言物质材料(语音、词汇、语法)角度分析研究了王安石诗、词、散文的语言风格,以更好地把握王安石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     

长安词国经纶手--月人词平议

月人乃当代著名词人,其词植根于现实生活,凸现时代精神.形式恪守"倚声填词"的圭臬,又善于创调.词境不减宋人高处,卓然自成一家.     

论明末天才诗人夏完淳的诗歌创作——中国文学史上“天才序列”中的“特例”

夏完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诗人,集才士与英雄于一身.他不仅是明末云间派后进之领袖,就是在整个明末诗坛,他都是一颗闪亮的巨星.明清易代之际,夏完淳参加了抗清斗争,在残酷的现实中,他长歌当哭,渐渐摆脱了拟古习气,而呈现崇高一路的美学品格,诗格老成,得盛唐之伟丽.夏完淳少年英锐之气与老成之诗格相反而相成.夏完淳是有人气的英雄,并具有多元的情感世界.夏完淳是中国文学史上天才序列中的特例.     

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内在原因

王安石诗歌创作前后期风格变化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王安石前期诗歌中即有精工雅丽、重视技巧的特点,晚期风格为渐次累积所致;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晚年诗歌风格变化与他的隐居生活及佛理研习有关。而从王安石自身来说,晚年由政治舞台的主导者而成为隐居田园的出世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者身份的变化,其内在自我定位、创作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导致了晚年诗歌在情感深度、思维方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晚期诗歌的外在风貌似与早期有相类之处,但其内在韵致已不可同日而语,也非单纯依靠精深纯熟的技巧所能达到。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李宪乔强调诗歌以独造为本,以真挚见情,情兴自然,精神感通。反对媚俗,强调风雅、气骨。认为朱彝尊以经史为诗,追求温柔敦厚的诗风,长于学识,短于独造和真情,指出其僵化、程式和流俗之处。     

试论韩愈在唐音至宋调转变中的承启作用

韩愈在文学史上不仅为中唐名家,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本人为元和文坛的领袖之一,在创作实践中其诗文内容、功能、风格、技巧诸方面多有新变和开拓:诗歌的应用领域空前的深广;诗文风格趋向世俗、深微;援文入诗、诗文互补。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唐音变化中的关键作用;而韩愈诗文在宋代的广泛流播、以及韩愈在宋人中所引起的巨大影响和争议,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唐音向宋调转变过程中的承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