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观

20世纪40年代，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费孝通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内政和国际环境所特有的瞩目与关切。费氏在对国家未来命运表现出深切忧虑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之中，希望通过对以美苏为主导的国际格局的观察与分析，为陷于困境中的中国找寻一条出路。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为他之后社会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代社区建设大事记

我国的社区建设运动最早是20世纪初期开始的,受国际上一些农业国家的“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等民间自发的社会改良运动影响:1924年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推行了平民教育;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江苏南京创办了晓庄学校及其后来在江苏各地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梁漱溟先生创建的河南村治学院及其后来在江苏、山东邹平县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先行之举。30年代初,吴文藻等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社区研究随即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后,社区以及社区发展也就不再被提及,使中国在其后几十年…     

老张头的社区微信生活

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商人庆幸赶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老张头庆幸赶上了互联网发展的信息时代，他正忙着翻阅手机微信，为下一单生意做安排，这是他在社区中常见的一幕。回想当初，老张头正是利用互联网开辟了致富之路，而这一切都得从他工作的社区开始说起。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成果回顾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忽视的基础。2 0世纪 3 0年代前后 ,日形破产的中国农村 ,成为知识界和政府十分关注并致力解决的对象。为此展开了广泛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中主要有以卜凯、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 ,以陈翰笙、萧铮为代表的研究机构 ,以农村复兴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机关 ,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农村改良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农村调查与成果。此外还有日本“满铁”对中国农村的调查。这些调查与成果或在当时为解决农村问题作出有益的尝试 ,或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     

“73行”的中国梦

20世纪50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拍摄过一部故事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影片里有一个角色叫曹茂林。他老实憨厚、心灵手巧,瓦工木匠没有他不会干的活儿,村里的人都称他为73行。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对影片中的“73行”曹茂林有深刻的印象。而在北京的团结湖社区,居民也同样把心灵手巧的闫振水师傅称为社区的“73行”。提起闫师傅心灵手巧、热心为社区居民服务,还有不少的故事呢。     

把社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承蒙中国社会出版社厚爱,《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于2007年10月出版面世。这是我十几年前开始的一项研究工作,也是对我16年前博士论文修改和完善的结果。这本书探索了费孝通教授的社会思想历程,包括他有关社区研究的思想历程。费孝通社区思想的发展几乎可以反映出20世纪中国社区研究和实践的历程。     

《曲公印存》与辛之藏书

5月下旬，时尚廊请洪晃和沈昌文推广阅读活动时。我才惊觉已认识沈先生将近20年了。回想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次离开北京之前．沈先生都会为我饯别。饱食终日后，总要到他的办公室闲聊。有几次还送我书．其中最难忘的是，割爱曹辛之签名送给他的《曲公印存》。     

孙科在广州市长任内的市政建设

从1921年到1927年,孙科三度出任广州市市长。在其任内,他对广州市的市制建设、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都投入了很大精力。作为热心城市发展的市政专家,他在广州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市政改革,使广州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推动了广州城市的近代化进程。20年代初由孙科拟定的《广州市暂行条例》及在广州主持的市政建设,成为国民政府城市组织管理的典范,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广州建设的理念和实践也为民国时期的城市组织管理和城市建设提供了模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广州也被视为城市发展的楷模,在我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五楼跌下来的“明星”团长

8年前,费平成意外失足从5楼跌下,幸运地捡回一条命,却因双腿骨折提前退休。那时人们都以为,他这辈子离不开轮椅了。4年后,他竟奇迹般康复,还带领金旋民族管弦乐团的社区明星们到处演出呢。费平成是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的侄子,原就职于民盟中央机关。2004年,腿伤康复期间,他承担起北京市西城区民盟的民乐队组织工作,这和他以前的职业毫不挨边儿。那时,     

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的特色

费孝通先生以实地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著称,以实地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在国际上著称。他和王同惠的《花蓝瑶社会组织》“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30年代初,“社区研究有了这一实例,将来继续工作自然比较容易了”。他的《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称《江村经济》向人们显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我们仔细和深入考察费先生的学术活动和著作,不难发现,费先生的社会研究方法发轫于中国社会的激变及     

诗意的裁判——范曾美学思想研究

苏联哲学史研究专家阿尔森·古留加在《康德传》中指出：“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的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末,范曾先生先后撰写了《老庄心解》、《庄子显灵记》、《大丈夫之词》等著作,2004年相继出版,图书在短时间里不断再版,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老庄心解》等著作一直雄踞西单图书大厦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第一段]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１３期上发表学术专论。该刊编者在＂编后语＂中指出，费孝通先生在本刊发表的这篇论述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的论文尤其值得注意。他对授业...     

人死不毁信义

2013年5月10日那天，苏文墨遭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儿子苏琼突然遭遇车祸当场死亡。作为父亲，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体会到了痛彻心骨的痛。整整三天，苏文墨一家都彻夜无眠，无法面对现实。就在他们特别悲痛的时候，苏文墨想起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便是苏琼的债务。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琼和朋友合办篾器厂.     

方汉奇在70年代的鲁迅研究及其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内,从"文学家"的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的成果早已汗牛充栋,"鲁迅研究"也已成为显学;但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从"报刊活动家"的角度深入研究鲁迅的学者并不多。论文着力探讨方汉奇先生为什么在70年代研究鲁迅?他是怎样研究鲁迅的?他的"鲁迅研究"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文人的风度

黄裳先生素喜收藏，他非常欣赏张充和，但与其不熟识，便托请友人靳以向张充和讨字。时值张充和与傅汉思新婚正准备赴美，忙乱中将此事疏忽。世事沧桑，一晃二三十载，加之山阻水隔，充和早将此事淡忘。20世纪80年代初，卞之琳赴美叩访老友张充和，言及故人往事，不经意中聊及当年黄裳托靳以向其求字一事。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杨方笙的古典诗词

<正>杨方笙先生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领域里,他既写古典诗词,又写小说、杂文、文艺评论,还进行有关学术专题和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撰述,堪称多面手。出版有诗词集《此中人集》、《此中人续集》、《此中人再续集》。杨先生的三个诗集,有的以年代先后为序编排(如《初》、主续集》),有的按题材分辑(如《再续集》),但总的来说,像传统古典诗词一样,大致可分为感事咏怀、忆昔怀旧、记游揽胜、赏艺评文几类。杨先生凭着他长期养成的政治敏感和一颗警醒的诗心,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身边看似微末的小事,只要有自己的体悟,都成为他表现的对象。如《颂绿化》:"一碧能教气象荣,/十年种出众山春。/四周雄塞出沧海,/万里长城架绿屏。/黄水定须归大泽,/东风早巳度边     

读费孝通先生“微型社会学”理论

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会学“是对结构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发展与扩充,它在人类学结合社会学之后发挥了更大的实践性作用。虽然“微型社会学“并没有为费孝通先生所广泛应用,但它可以成为费孝通先生整个思想的概括性词汇。     

在行走中成长--20世纪20年代初与80年代初的小诗体比较研究

小诗体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诗歌品种之一，小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已走过90年的漫漫长途，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风貌，文章拟对上个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小诗体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度兴起的小诗体进行对比研究，从产生背景与原因、艺术风格等方面探讨两个时期小诗体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