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１３期上发表学术专论。该刊编者在＂编后语＂中指出，费孝通先生在本刊发表的这篇论述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的论文尤其值得注意。他对授业...     

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谈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

本文从费孝通与利奇两位著名人类学家的争论入手,展示了费孝通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社区研究法的运用、认知过程及反思,认为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利奇学术思想的分歧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认知和定位的差异.本文认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文化自觉与人的相互看——由作品去理解费孝通思想的一种途径

人类学需要一种相互性的理解,既要理解他者也要理解自身。费孝通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他扎根于自己文化的土地上,在理解自我的同时,也在尝试着转换角度看他者的存在,经过一生的写作和思考,到其晚年才有文化自觉观念的提出。研究费孝通的思想也便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转型与发展。在寻求“从实求知”地认识中国的途径之余,费孝通思想中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可以超越自我,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超越,这成为费孝通晚年思想的精华。理解费孝通思想的途径或许有多种,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是一捷径。     

费孝通与“和而不同”文化观

费孝通先生晚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他认为,要做到文化自觉,一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二是在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时要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理念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的要义和精义之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哲学根据和理论基础。     

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三重视界及展开分析

系统分析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家庭如何教养儿童;二是学校教育如何服务乡土中国建设;三是教育如何参与构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是费孝通思考教育问题的三重视野。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表征了20世纪中国“三级两跳”背景下的教育结构转型与文化特征。费孝通对家庭结构和儿童养育模式、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世代伦理、农村教育困局和发展路径、跨文化交流教育等问题的分析为当代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比较参照。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突出特征在于始终从社会文化互动的整体视野审视教育问题,分析教育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联,倾听并反映当地人的需求,遵循一种自下而上、内外互动的分析逻辑。这种人类学分析路径亦值得教育研究界参考借鉴。     

一九九六年度本刊分类总目录

一九九六年度本刊分类总目录作者篇名期页政治理论王俊敏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１４——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１１４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１２０——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万俊人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２４——兼及中国现...     

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

在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中,功能论的重点在于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西方功能论者的观念中,这一整体是平面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应把它转换为垂直的,即加入历史的因素。经过费孝通先生这一转化并融入中国文化的洗礼,功能论在包容度和诠释力方面同时得到了增厚与加强,成为“历史功能论”。另外,他通过“文化自觉”提出的“和而不同”观点,也已成为解决当今世界纷扰的重要方法。     

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１日至７月１２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举办这样规模和规格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中国大陆还是首次，它在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王俊敏就“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这一主题，采访了莅临研讨班授课的东亚五位著名人类学家，他们是：费孝通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本刊顾问中根千枝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名誉会员李亦园博士，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乔健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现为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创系系主任及讲座金光亿博士，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副会长，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     

论吴文藻先生引进西方文化理论的贡献

吴文藻先生最早把西方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并发扬光大。他首次引用了泰勒的文化定义 ,并紧紧抓住文化这个核心 ,着力介绍与阐释功能学派的理论。他从文化的整体性理论出发 ,倡导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重视社区 ,重视实地调查。他关注中国国情 ,关注“现代”。在倡导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方面也是一位杰出的先行者     

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几个根本问题

从学科性质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综合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特殊的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人类学既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一门创新性的理论学科.教育人类学家遵循着社会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社会的根本看法,将教育视作一种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通过田野研究直接面对鲜活的教育实践,从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获得对教育与人性的理解.教育人类学研究在认识论上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从实践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用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整体书写民族志、反思与批判贯穿研究始终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目前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价值,指出了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贡献

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是中华民族关系过程的概括;2.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发展了功能派文化理论;3.提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不同传统文化的人们如何形成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建立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4.社区研究理论,以类型比较法为例。     

读费孝通先生“微型社会学”理论

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会学“是对结构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发展与扩充,它在人类学结合社会学之后发挥了更大的实践性作用。虽然“微型社会学“并没有为费孝通先生所广泛应用,但它可以成为费孝通先生整个思想的概括性词汇。     

认识中国社会 建构本土理论——费孝通的学术品质及贡献

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仅包括费孝通先生一生研究所得的累累学术成果,也包括其治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学术品质.这些学术品质呈现为和而不同的学术思想、学以致用的治学理念、本土化的研究路径、行行重行行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     

马文·哈里斯的文化进化论与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研究的是宏观社会——文化的变迁,马文·哈里斯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中“新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以其进化论上的鲜明唯物主义特征而著名。本文主要剖析哈里斯的唯物主义进化论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并进行简单评述。     

文化人类学“席明纳”

2006年5月,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成立,随即组织了系列文化人类学的“席明纳”(即费孝通先生所译之“seminars”)研讨活动。席明纳的组织,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学者就各自的研究进行对话,以推进学术进步与学科发展;另     

史禄国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先后任职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精于通古斯、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确立范式,影响和培养了杨成志、费孝通等一批中国人类学者,为中国人类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论永宁土司的族属问题——兼与施传刚先生商榷

［摘要］在横断山区民族走廊，即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中、川滇交界的盐茶马古道商贸通道上的永宁是历史上南诏与吐蕃、吐蕃与唐朝以及唐朝与南诏交战时拉锯式争夺的地带之一。忽必烈率军平大理国时，他亲自带领的中路军途经永宁，并相对较长时地驻军于永宁日月和，永宁可谓军事要道和兵家争地，历史上阿氏土司的领地即在此。美籍华人、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家施传刚先生认为永宁土司的族属很有可能是蒙古军队里一位西番军官的后代。就此结论及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遂作此文。     

关于创建民族文化学的构想

文化学在西方,在苏联,在中国,都已成“热门”学科。“文化科学”一词,最早是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在1838年提出的,他主张对文化进行专门研究,以建立一门专门的学科。后来,另一位德国学者克莱姆写了一本《普遍文化学》(1854年),英国学者泰勒写了一本《原始文化》(1871年),进一步巩固了文化学的学科地位。泰勒是著名的文化学家,也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此后,人类文化就成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许多西方学者把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合二而一,名称不同,本质一致。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又把“文化学”突出出来,     

"探求真理"与"服务社会"——试析费孝通先生社会学方法论转变

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不带任何理论下乡,使客观事实自然呈现;第二阶段,他主要用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和人类学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社会,用中国的事实检验和修正功能主义;第三个阶段,将中国社会的“理想类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归纳与总结理论,并使理论服务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