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三种认同”与中国民族教育的使命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每位个体同时拥有作为族群成员的身份、作为民族-国家成员的"公民"身份以及作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身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公民教育、乡土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框架,试图说明中国民族教育应该承担培养学生具有乡土情怀、公民意识、跨文化的能力和全球意识的使命。     

我国教育中“人类学研究”与“质的研究”之比较

在我国教育研究中,＂人类学研究＂与＂质的研究＂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从研究传统、理论来源、研究现状等角度进行比较,两者有较大的区别。难以否认的是,我国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与质的研究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身处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旨趣的研究者之间不断地相互对话,借鉴彼此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相到渗透,呈现出交叉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     

学校教育与共同体建设——基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实践的分析与探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跨文化沟通教育体系""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为标志,中国人类学者从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面开始系统探讨学校教育与共同体建设问题.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实践为标志,国家通过学校教育传承地方知识培育学生的地方文化认同进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观百余年来中国学校教育塑造国家共同体的理论实践,其核心问题就是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选择、整合与传递问题.要构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     

表演民族志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以卡尔·巴格利的“确保开端”项目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民族志写作的“表述危机”,表演民族志在欧美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乔治·米德的实用主义互动论、美国种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表演作品、亨利·吉鲁的抵制行动观点以及源自拉美的“证明式叙事”和“记忆”两个概念是表演民族志的重要理论来源.表演民族志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艺术性、体验性、表演性和批判参与四个方面.通过简述卡尔·巴格利“确保开端”项目从制作到演出的过程展现表演民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实践.表演民族志在呈现作品精准性、评判标准选择和可推广性等方面遭到了质疑,但这些问题可通过与具有艺术表演素养的专家合作、提高研究者自身鉴赏力等途径加以解决.     

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几个根本问题

从学科性质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综合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特殊的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人类学既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一门创新性的理论学科.教育人类学家遵循着社会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社会的根本看法,将教育视作一种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通过田野研究直接面对鲜活的教育实践,从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获得对教育与人性的理解.教育人类学研究在认识论上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从实践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用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整体书写民族志、反思与批判贯穿研究始终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目前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价值,指出了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三重视界及展开分析

系统分析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家庭如何教养儿童;二是学校教育如何服务乡土中国建设;三是教育如何参与构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是费孝通思考教育问题的三重视野。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表征了20世纪中国“三级两跳”背景下的教育结构转型与文化特征。费孝通对家庭结构和儿童养育模式、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世代伦理、农村教育困局和发展路径、跨文化交流教育等问题的分析为当代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比较参照。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突出特征在于始终从社会文化互动的整体视野审视教育问题,分析教育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联,倾听并反映当地人的需求,遵循一种自下而上、内外互动的分析逻辑。这种人类学分析路径亦值得教育研究界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