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亮事功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陈亮的事功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特征可概括为＂理欲统一＂的道德观、＂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学为成人＂的人生观。陈亮的事功主义伦理思想以＂道存于物＂、＂道在事中＂、道物统一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依据,这种伦理道德观反映到义利关系问题上就是坚决反对把仁义道德和实事功利对立起来,认为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这种义利合一、注重事功的伦理思想,落实在个体的道德实践和人生理想上,就是主张＂学为成人＂。     

湖湘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主要特点

湖湘哲学自先秦时期产生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对中国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主要特点表现在穷究天人之际,讲求大本大源,吸纳百家之学而综合创新;同时主张义利统一,理欲统一,把道德理想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文化价值现.     

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方法,并借用现代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倡导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义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文化基础,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先秦时期是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理论思想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基础。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的义利思想,影响着之后二千多年的义利之辩。企业作为利益与道德的结合体,如何正确地处理企业经营中的义利关系,成为关乎企业和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先秦儒家"义利"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义利统一,以道义为重,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重视公利（民之利）,提倡个人私利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等积极思想,对于当今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建构和谐社会等仍具有很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与商业文明关系的探索

先秦儒家重义轻利 ,但也承认商业的作用。宋儒义理与功利学派分流 ,到明、清经世致用实学的兴起 ,形成义利合一的价值观。清代以徽商为代表的儒商 ,日本近代企业家的道德与经济合一说 ,都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明相结合的体现。当前要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事经济活动也要“见利思义”。这说明孔子提倡的价值观 ,对现代都市的商业文明 ,仍然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现,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邓小平所创设的义利并重与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论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种类很多,它们有着共同的道德价值规范和准则,表现为以仁为本、义利统一、诚信敬业等传统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观,传统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特色的成份,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独具魅力,仍然是现代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道德因素.     

从“义利关系”看道德建设的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义利关系”至关重要，它是社会性道德失范与否的主要成因．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必须建立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道德观念体系，其主导方向和途径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统一现和与之有着历史的逻辑联系的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价值观（包括革命传统）以及辅之以强有力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     

试论孔孟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义利关系 ,孔孟提出了“重义兼利”的主张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后世之所以误解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主要是因为孔孟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蜕变 ,造成了后人的误解。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 ,为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 ,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树立“重义兼利”的新观念 ,继承“尚义”的传统美德 ,倡导“见利思义”的儒商风范     

现代伦理“本真性”的三重建构

现代伦理学对本真性的关注是出于对现代伦理本真性的价值反思,从这一价值反思出发,可以勾勒出现代伦理学中本真性的建构线索。从道德价值到现代人乃至道德生活,本真性成为一条贯穿现代伦理学的隐秘线索,进而构成了先验论建构、存在论建构以及历史文化建构。这样,现代伦理学的价值呈现出另一种理论样态,从而也为现代伦理学的重构提供了另一种理论资源与实践思维。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

当代西方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的探讨,有政体价值、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公民身份、美德等多种视角。鉴于规则伦理只注重制定行为对错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忽视道德主体自身的内在特性,从而造成道德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美德视角强调美德之于公共行政实践的重要性,并力图借助思辨与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以公共行政人员的美德为规范性基础的行政伦理学。其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从亚里士多德对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可以发现"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思想的理论沿革与价值

欧洲近代的伦理学思想在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批学者系统地提出和完善了以情感为理论基础的伦理学思想体系,高扬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逐步实现了以情感为基础的主情论伦理学对主知论伦理学的战胜,实现了道德研究视阈的扩充,对伦理学的发展以及对情感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启迪了后世学者的思路,使道德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切近的。     

道德哲学的两个原则

古典道德哲学与现代道德哲学有明显的区别，其各自的基本原则围绕“善” 与“正当性”概念孰先孰后而形成对立局面：古典道德哲学将“善” 当作核心概念，借其吸引力使“善” 优先于正当性；现代道德哲学则把“正当性” 作为核心概念，通过伦理价值的命令概念使“正当性”优先于善。论文的目的在于重申古今道德哲学研究的两个不同原则，阐释二者的基本意涵和特征，分析其得失，从学理上澄清二者的本质差异，借以证明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清末民初蔡元培对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传播

清末民初,蔡元培在投身新式教育、从事革命活动以及留学德国期间,积极译介和传播进化论伦理观、互助论伦理观、包尔生的调和论伦理学、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等西方道德哲学。他用西方的价值观与科学方法发掘和探索中国古代伦理学遗产,取得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他在儒家伦理价值基础上,融合西方价值观和伦理学说,建构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体系,并把道德教育改革从思想理论层面推向了制度和实践层面。     

略论现代商业企业的伦理再造

企业应通过服务、富有创造性的发明和高尚道德伦理来为人类服务。因此,应该对现代商业企业进行反思,使其能够真正公开地与它的竞争对手和顾客进行对话、合作,在此基础上进行伦理再造。现代商业企业应该与自然和顾客实现价值的互动,实现企业出于自身的道德责任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对人类个体生命的关爱,重新恢复顾客对现代商业企业的信心。     

科技伦理与公共理性

科技伦理领域面对的往往是多元道德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我们在价值取向上应持开放性的态度,以促进科技与人文在发展中的动态协调.再加上科技体制化的现实,科技伦理中价值取向的选择与实现呼吁一种社会、政治机制上的开放性,以形成社会公众的道德理性对政治和利益团体的制约,而公共理性经过合理论证可以用于解决某些伦理问题.作为上述分析的结果,科技伦理可能孕育着一种新的实践哲学模式.     

经济“良善生活” 何以可能？

现代形态的伦理学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走出现代伦理学之困境的出路在应用伦理中;另一方面,面向"生活世界"的应用伦理学面临着实证化和丧失价值理性的危险。经济良善生活的道德论证也面临着困难。本文的思路是:首先回答和解决现代性伦理所面对的生活世界,只有深刻地认识和融入现代性的世界图景,才能为现代人的存在寻获栖居之所——现代人的良善生活;然后再探寻哈贝马斯现代性交往话语的逻辑,以期奠立区别于先验"语用学"的"经济—伦理"生活世界的"良善生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