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搭伴养老:家庭功能化与农村养老秩序重构

城镇化背景下,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搭伴养老作为留守老人的新型养老方式在各地出现,借助经济交换和有限责任原则,搭伴双方实现了类家庭功能发挥,促成了双方差异化和同质性养老需求的满足。搭伴养老是留守独居老人从家庭角度出发,基于家庭目标扩大化、家庭资源分配下位优先原则、家庭社区性弱化等因素采取的自主养老策略。它重构了村庄养老秩序,形成类家庭与类自主养老相结合的养老秩序,这种养老秩序在满足家庭城市化目标实现、推动家庭功能性转型的同时,也促使家庭神圣性弱化与村庄公共性萎缩。因而,搭伴式养老方式并不可持续,面临伦理风险与家庭风险,应谨慎对待。     

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文章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养老情理的内涵,并探讨了社区情理得以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区养老情理对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进行了界定,任何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行“群体性惩罚”,村庄舆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文章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养老情理的内涵,并探讨了社区情理得以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区养老情理对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进行了界定,任何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行"群体性惩罚",村庄舆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 ,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嵌入与重构:现代养老体系与少数民族传统养老文化互动

现代养老体系的构建是在我国进入老年研究社会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尝试。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养老体系已初步形成,制度措施层层推进,由于各地社会转型和发展变迁的程度不一,传统养老存在区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异,现代养老体系顶层设计与地区落实之间需要调适。现代养老体系嵌入到少数民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场域与惯习,传统与现代、不同区域的养老文化观念、行为方式互动于养老的时空维度。从养老理念适应性转变、养老资源差异性优化以及养老模式区域性互鉴方面研究因地因时的重构区域性养老秩序,使其助力于现代养老体系有效贴合实际养老需求,提升在地方上的实践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养老体系整体构建与协调发展的进程。     

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

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并陷入严重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等方面。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视角,系统阐述了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以及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是 “结构性”因素;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老秩序弱化、父权制衰落引发中青年崛起和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则构成了“关系性”因素;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以及“顾彼失此”为“主体性”因素。即便如此,家庭养老模式因其特有的功能无法被替代,仍为现阶段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功能性家庭秩序：“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代际干预及其内在张力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成为浙北地区农村家庭满足功能性需求的主要策略。“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不仅解决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危机与宗祧延续问题，也为多子女家庭维持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然而，“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过程凸显出了较强的代际干预特征，即老年人通过代际权力安排着年轻夫妻的家庭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同时，老年人也试图通过资源传递形成代际关系的“施受平衡”,进而维持功能性家庭秩序。可是，在功能性家庭秩序的形成与维持过程中，以理性分工和功能组合为基础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却蕴含着家庭关系的内在紧张。     

西北地区贫困农村养老:现状与对策——以甘肃省为例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甘肃省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经济相对落后,贫困农村养老存在着诸多问题:老人面临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的危机,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赖以养老的主要模式受到挑战,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贫困农村养老发展严重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除大力发展甘肃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之外,还应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符合甘肃省情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     

中国特色的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模式的村级补持探索

农村养老问题,关系到农村基本秩序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政府尝试构建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多侧重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当前我国农村的养老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应兼顾农村基础条件、农民需求偏好与农村文化心理等因素。农村内生性的自发互助养老模式正是切合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的一种养老模式,它具有低信任成本、低经济成本、低监管成本和高情感受益的优势,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未来需要农村村支“两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提供农村自发互助养老需求的信息、资源和保障,方能使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朝着可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有效缓解农村养老压力。     

先秦时期礼教中的和谐思想——从性别的视角分析

先秦礼教对男女性别关系的规定包含若干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男女言行的和谐、男女受教育内容的和谐、夫妻关系的和谐、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和谐和尊老养老中的和谐等。出现这些和谐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社会、家庭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先秦礼教的根本宗旨。从先秦礼教中蕴含的性别和谐因素的本质看,和谐是对立事物存在的一种有序状态,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     

农村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及其社会功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自我养老呈现出扎根中国大地、承载国家制度体系与资源配置的显著特征。农村集体成员权、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乡村秩序以及乡村自组织共同构成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彰显其在提升老人自养水平、协调老人自养与家庭发展、稳固国家乡村蓄水池等方面的社会功能。 然而,在我国农村养老体系及其实践中,仍存在忽视自我养老价值功能、制度体系配置不完善等瓶颈问题。推进“以人为本”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须在构建包括自我养老在内多元养老体系的同时,从优化集体成员权、创新农地制度、细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自组织四个方面寻求突破。     

多元化养老模式下滨海新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调查

人口老龄化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可避免的趋势,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养老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成为制约一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发展的直接因素。在诸多养老问题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一国老年人生活状况、反映养老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从养老模式多元化视角审视滨海新区老年人生活状况,以期找出养老模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为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供借鉴。     

社区综合养老模式新探

我国自1998年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传统家庭养老服务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社区综合养老实际上是介乎传统的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一种养老方式,是对现代养老方式的一种拓展与创新,是多层次、多渠道解决当今养老问题的新型模式。     

迁居老人留城养老意愿调查——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乡—城迁居老人的出现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其留城养老意愿是家庭代际互惠链条得以维持的关键.本文基于对西安市858名迁居老人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迁居老人的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他们留城养老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63.85％的被访者愿意留城养老;迁居老人属于城市社会资本弱势群体,其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且呈现强关系与弱关系相结合的特点.社会资本对迁居老人的留城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区规范、社区互惠程度与迁居老人留城养老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受互动内容影响,社区互动水平与之呈负相关关系;社区信任水平对迁居老人留城养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脱嵌与重塑：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根源与因应策略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总体上呈现出“高需求—低供给”的结构性难题,社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弥补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以嵌入理论为基础,构建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分析框架,分别从认知嵌入、能力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四个维度分析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组织在嵌入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存在认知滞后、能力不足、资源有限与关系不稳等多重脱嵌困境。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应该进行认知重塑、能力重塑、资源重塑与关系重塑等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赋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经验镜鉴。     

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与土地流转

基于CFPS2014和CFPS2016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向相关关系;村庄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与土地转入呈现正向相关关系。2)养老保障与土地转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相关关系。3)家庭人口老龄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影响基本显著;村庄人口老龄化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土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养老保障主要影响东西部地区的土地转出,对中部地区的土地转入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积极引导老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对提高土地流转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社会养老资源配置均衡性探析——基于省会城市差异的视角

以社会养老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养老资源配置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社会养老资源更多,城市配置差异由东、中、西部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差异构成,区域内部差异更显著。区域内养老机构配置的差异性高于养老床位,东部地区社会养老资源配置更公平。应从政策层面支持社会养老资源连锁化发展;进一步提高政府投入的精准化,拓宽社会养老资源的投融资渠道;以长期照护服务体系为桥梁,以机构为基点,进一步完善机构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衔接,带动周边社区提升养老服务,推动社会养老资源配置均衡发展。     

关于利益秩序与政治控制的基本理论

本文认为，利益秩序与政治控制是关乎现今中国治乱兴衰的大事。利益秩序是社会中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化及其所呈现出的状态。政治控制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主体对因利益效用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实施操纵从而保证利益秩序协调稳定发展的活动过程。在此认识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利益秩序的表现形式、时空性以利益秩序与其它秩序的关系，政治控制的范围、形式以政治控制与其他控制的关系，利益秩序与政治控制的基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