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一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文中以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反思了晚清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所阐述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具有独特的思想史价值,堪称新文化运动之纲领.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试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论“可久可大可新”之作为“中华共识”——“华学道德说”之辨析与批评

仅视"中华文化"为"道德文化",是片面的。"中华文化"有"道德"之一面,但并非仅为"道德文化"。倡导"道德文化"者,以儒家为主;此外又有释家,倡导"智慧文化";尚有道家与道教,倡导"身体文化"。儒、释、道三家有共同目标,曰"可久可大可新"。各家各派之别,乃路径之别,非目标之别。儒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德修"或"修性";释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智修"或"修心";道家与道教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体修"或"修命"。路径不同,乃"术"之异;目标相同,乃"道"之同。"中华文化"即此"道同而术异"之文化体系,非仅为"道德文化"也。     

谈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从家国结构论孝的公共性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因为父子关系属于私人领域,所以孝也被理解为私人道德。但是,在传统思想之中,家国结构、人伦关系、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杨度、梁启超开始提倡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与国家道德,并将其称为公德,相应地,孝也成为私德。在五四时期,吴虞等发起的"反孝运动",实质上是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批判。但是,要重新认识传统,必须重新理解传统的家国结构,并理解这一家国结构中孝不仅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私人道德,其公共性表现在这一德性是构建中国文明秩序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本身。     

五四前期的道德启蒙

五四前期的道德启蒙洪峻峰一、“中体”防线的突破五四前期启蒙运动的中心是道德启蒙。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独秀，１９１６年初明确提出了启蒙的二重目标：实现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并认为，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政象已开始促使国人政治的觉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道德·德治·德政--学习江泽民"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国之魂在德.道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道德教育和建设可以使人性得到升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将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内涵.承担着治理国家任务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以德治国"的表率.     

解读池莉——浅论池莉的生活观爱情观

本文试图从普通人的视角,分析池莉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当代中国市民群体的生活观、爱情观,探讨池莉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     

犁青论

犁青是一位在两岸三地都很有影响的香港诗人，他的创作道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４０年代，经历了从山村到都市、从内地到香港的审美视野转换，其风格充满新生的情调，表现出自觉的抗争精神。第二阶段以 ５０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放声歌唱为主，此后是２０年的磨练与奋斗，成就了诗人的人格魅力。第三阶段是８０年代以后，犁青回到香港诗坛，成为著名的儒商诗人，他支持内地开放事业，在海外拥有广泛的影响。犁青现象代表了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试论黎族谚语

本文结合黎族等民族的谚语,对谚语的记录与传承应用、谚语的民族性,以及黎族谚语内涵与艺术特征等问题加以论述。     

《仪礼·聘礼》中的邦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仪礼·聘礼》一篇记述国君派遣使节到其他诸侯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具体礼节。聘礼属五礼之宾礼,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于进行争霸战争而展开的邦交活动。先秦时期的"邦交"有别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但就其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在聘礼施行过程中的"假道""迎送""燕(宴)礼"等具体礼仪规范与当代外交礼仪就有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聘礼中所蕴含的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原则无一不对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的邦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仍有启迪作用。     

李清照的女性意识

李清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堪称大家的女性文学家 ,她毫无封建女性的卑顺之气 ,把典雅的东方女性美提高到一个新境界。追求男女平等的李清照深受隐逸传统的影响 ,甘心“隐于闺阁” ,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李清照的两次婚姻 ,既有难得的幸福 ,更有不可避免的不幸 ,志同道合的爱情才是婚姻基础的观念在这幸与不幸中得到充分展示     

李勣事迹辨

李勣归唐时的统治区只有黎阳一带，不像两《唐书》说的那样广大。李勣与唐太宗的关系总起来看比较亲近，《通鉴》记载的太宗临终前嘱咐太子“（李勣）若徘徊顾望，当杀之”的材料不可信。李前去平定高丽时的官职是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不是漫江道大总管；时间是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不是总章元年，两《唐书》中所记有舛误。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郦道元与宁夏

本文在简要介绍中国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及其名著《水经注》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其对宁夏历史地理研究的四个方面的重要贡献,指出该书有关论述是公元8世纪之前最权威的宁夏地理资料。     

礼学与等级人学

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本文从礼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是处于等级礼仪之中的人,“我”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受到礼的制约。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没有独立的个体观念,这种看法类似于现代的“社群主义”,但二者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