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间差异性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制约——以政治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为讨论基点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不同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全球的政治现实看,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是一个全球性宰制话语,在这一话语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塑造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首先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通过改变认知影响人的态度,进而改变人的行动;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带来的认知和交流的障碍会对国家形象产生重要制约和影响;刻板印象和民族文化偏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民族节日展演——以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为例

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作为公共的意义空间,具有多面性与节庆空间复杂性的特点。本文从"中心一边缘"视角,对文化艺术节中国家话语的渗透,当地政府的经济、政治诉求与当地群众的差异性的自主性表达进行分析,探讨"中心"对"边缘"的影响,及其在这种不平等的对话下"边缘"社会如何发挥能动性,进行自主性表达。在传统的"中心一边缘"视角基础上,应强调"边缘"的主体性,关注"中心"与"边缘"的对话与互动。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零》：后“9·11”美国的忧郁与哀悼

杰斯·沃尔特的《零》聚焦后“9·11”美国的集体哀悼问题,不仅讽刺再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忧郁图景以反思集体哀悼的政治、伦理实践,更展望了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哀悼。两种关于丧失的主要叙事——关于“丧失”的理想话语与电视媒体的奇观哀悼——界定了媒介化的主流哀悼,并生产忧郁的主体以服务例外状态和商业主义。在话语表象宰制下,忧郁个体无法理性反思“丧失”并遗忘了本真的情感体验。然而自我具有抵制权力的潜能,废墟“零”敞开了去媒介化的历史哀悼可能,即通过想象与记忆感知本真的情感,并从历史维度审视被遗忘的暴力瞬间。     

修辞学的文化蕴含与认知意义

修辞不论作为公共话语论辩还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学科,都是植根于古希腊文化土壤的独特产物,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民主化公共领域的存在是此一话语实践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而其“诉之公论”的精神品质也与此政治生态相一致.在此,修辞之为学科在中国文化中的缺位,传递出政治形态上公共空间阙失的深刻含意.在认知层面上,作为与辩证法并列的话语形式,修辞作为建立在可能性逻辑上的合理性论辩语式,彰显出有别于独断性科学真理的认知合理性.     

北方“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认同浅论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工作是在多个民族的内部认同中构建起来的。在全球化、分化、后殖民与少数话语的语境中,深入推进和展开保护与传承的理论与实践,应认真分析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结合北方"三少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情况,探索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理论根源,推动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与跨文化认同的发展。     

论强势文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建设与发展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最为风行、最为时髦的话语。其实质就是重新制造一种不平等的经济与文化的趋势和政治霸权主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是当今各个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我国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建设也应在强势文化语境中寻求新的发展之路。     

新时代中国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构建

[提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事业,必然需要中国特色民族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支持。当代中国民族法学研究在发展进程中秉持服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理论传统,确立起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法文化和民族治理研究稳定的叙事论域以及民族政策文本解释、民族法制理论分析、民族法文化学理解读和民族治理实证研究主要理论范式。新时代民族法学的使命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围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研究核心,全面深化民族法治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是新时代民族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品格,阐释宣传党的民族治理思想和政策的精神内涵、理论逻辑、实践要求是民族法学持久的学术传统、巨大的理论优势和显著的知识特征。新时代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框架由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论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论述、民族区域自治法制论述、民族治理实践论述、民族法文化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论述等命题支撑。要拓展民族法学的理论空间并规划发展路线图,完善民族法学学术生产系统保证民族法学持续高质量学术产出,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构建。在人类法治文明话语体系中,中国民族法学将一直在场。     

现代性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问题涉及到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启蒙观念的普世性等现代性问题的审视与批判.在深层次上厘清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表现形式和运作逻辑,可有效辨析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媒介文化、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以及现代性普遍主义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冲击下的民族国家内部文化民族主义的矛盾性和困境.     

公开还是隐藏?——旧城改造中的媒介话语研究

旧城改造,吸引了媒余的普遍关注和跟踪报道.在报道中,不同媒介所采用的话语资源、话语框架产制出丰富的媒介文本,形成了具有意义的话语实践,隐含着社会结构变迁和媒介角色转型的时代命题,为传媒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纵观不同媒介的报道,发现不同场域中的主体话语表达不尽相同:在当地媒介的媒介话语中,生产出将现代性规划隐藏在程序合法性的话语中,从属于现代性规划为中心形成的附属空间话语,形成规划空间管控下的话语集中化和权力规划下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商业化的话语霸权的表达;而异地媒介和民间底层的话语中,形成一种支配与反抗的报道艺术,即“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利用日常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以创造自己空间的逻辑途径来抵抗支配性城市话语垄断的无言声明,隐喻的阐释旧城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着一种反力,形成以日常生活叙事为主导的民间话语表达.话语分歧的解决之道在于媒介应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平衡各方话语表达.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共识、信任与合作、成为斡旋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实现多方共赢的第三方力量.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此语境,文学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运作和理解.本文即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民族国家话语为参照,来探讨此期文学创作的女性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民族国家话语时,又是如何通过艺术拟构来丰富和参与该话语的建构的.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从理性公众到情感公众：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理论嬗变

哈贝马斯出版于近六十年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政治哲学、民主理论和媒介研究等领域有着跨学科的影响。此书构建了公共领域模型,虽然其规范标准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议,但它确实经常被用来检验现存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数字时代,经典公共领域理论的空间想象和以“分”为主的结构性特征受到极大挑战,但是数字媒体作为拉图尔意义上的技术“行动者”无疑重新引入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的可能。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调整其标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现实,从而有效地探讨新媒介环境如何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新的民主实践。因此有必要厘清规范性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结构性前提,引入“连接政治”和“情感公众”理论,用数字技术的超强“连接”取代“分离”的空间想象,并将“情感”纳入公共性的考察,以平衡自由主义对“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强调。     

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

男权治下的西方文化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女性身体曾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文化规范的规训对象。女性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他者,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特质作为内在规约在时间与空间上约束自己,凸显了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规训机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身体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的公开,频繁呈现于大众传媒与公共视野之中,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公共景观。与此同时,女性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凝视权力。这不仅是后现代文化消弭传统文化,更表征了性别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的变迁。解读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是解读西方社会的治理机制、民主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路径。     

“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忽略了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后申遗"时代,文化觉醒引发的文化归属存在"误认"可能,遗产公共性则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避免"误认"。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上。     

被“框定”的中国国家形象：解构与重构

当前,西方国家的涉华话语多以“框定”的方式来设置中国国家形象在物质、观念与行为层面的具体议程,将中国国家形象转化为其社会中广泛流通的信息产品与公共知识。面对这种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裹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话语,不仅需要突破过往西方基于想象的非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展开的不实框定,还要在现时的实践过程中探寻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为全球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空间。此外,在更深层次上还需要建构一套完备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并依据从观照本土实践问题中所得来的思想、知识与理论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重构。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的个案研究

民族旅游快速发展不断打破原有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民族文化以不断"再生产"的方式完成自我更新与超越。文章以文化再生产与空间生产为理论指导,通过文献分析与访谈调查,从物质文化维、制度文化维、精神文化维三个维度切入,分析了民族旅游开发背景下泸沽湖社区民族文化的生产过程,以及民族文化的空间形态,动态揭示了文化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并指出"文化的空间生产"是民族旅游开发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从理论上丰富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合理利用的研究体系,从实践上增强空间行为主体尊重民族地方文化传统的导向意识和人文关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构建探论

构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构建话语的主动性，推动话语创新的自觉性。从构建基础上看，科学的思想理论、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的话语资源为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提供了前提条件与现实基础。从价值逻辑上看，构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是推动理论发展、推进实践创新的内在需要，是增强政治认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也是彰显中国优势，扭转话语弱势的迫切需要。从现实状况上看，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必须厘清构建思路，优化构建路径，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阐释力、引领力、亲和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