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基于语料库的莫言小说英译中国话语建构研究

文学翻译在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形象建构中具有包容、渗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且具有更高的价值信任度和接受度，更加“润物细无声”。借助葛浩文的翻译和传播，莫言作品塑造的繁复且丰饶的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葛浩文的译本通过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解构西方翻译文学强势话语，进而彰显中国文学特色话语，同时又选择性地顺应目标语话语语境，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话语传播效果。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充分利用本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立足本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以自信、自强的姿态参与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注重学理和实践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和而不同”的中国话语，进而有效传播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

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以其“操演”理论试图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中所包含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应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

“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TRNs推动全球金融规制体系走向善治

依据全球治理理论构建金融规制体系是各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有效渠道,而作为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内除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外的另一种重要力量--跨国规制网络,正在全球推动着“硬壳”金融软法的发展、最优金融规制体系的形成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合作。跨国规制网络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及时性等优势,尽管“软法”性质的跨国规制网络存在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但是政治因素与国家利益考量也使得它的有关规则得到良好的遵从。     

新世界主义和全球传播视域中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全球传播与共同体是共生共进的关系。“传播”的本义就带有“共享”或“共同体”的含义，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也要以持续稳定运行的传播系统为前提。网络与新媒体等传播技术发展迅猛，虽在助推人类文明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层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因此，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该理念和构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为宗旨，以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为起点，是对共同体理念、传统世界主义思想和网络安全观的多重超越。     

“制造同性恋”——话语、身份建构与现代性的视角

同性恋身份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19世纪的发明,“同性恋”这一标签重构了同性爱欲者并使之成为具有共享身份与特性的族群。同性恋的历史书写、话语争夺、性主体意识与现代性等要素共同参与了“制造同性恋”的进程。大体而言,同性恋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分为历史寻根、经验阐释与族群建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可以区分出年龄-结构化、跨性别、职业化以及平等主义等不同的同性恋类型。现代性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现代同性恋世界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特征。     

理论旅行与话语归置：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

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近40年的理论旅行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完成了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再到文艺批评的理论杂糅过程,并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方式实现了话语归置,最终导致生硬的理论催生、明显的理论研究跨界现象、突出的理论的强制阐释等现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充分融入“理论的全球化”过程。但经过了理论旅行、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之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缺乏问题方式与思想表达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思想板结状态,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深入当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机制。     

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全球媒介之城与融通传播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启示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探寻全球治理方案,其五位一体思想和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思维,为构建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全球媒介之城及城市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启示。〖JP〗从媒介地理学视角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媒介与全球传播的模型框架下,全球城市空间内的人类交往、媒介传播、政府治理、地理呈现四大类要素彼此互动,本土性与全球性对话,可以确立中国城市全球融合传播的时代方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可采取顺时谋势、通脉化瘀、落地生根、聚气成风、暖心筑梦的五点方略。由此,可预想未来将有更多中国城市向全球城市体系的上层位置移动,实现新世界主义“正和”共赢之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世界梦”。     

新世界主义的理论正当性及其实践路径

与世界主义和共同体理论相比，新世界主义具有可实现性、可扩展性、可持续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特点。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包括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深化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加强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合作，建设多元立体的交流体系；尊重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创新国际合作模式；扩大“一带一路”的示范效应，构建共赢共享的合作网络。新世界主义的理论研究对完善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框架具有积极作用，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研究对丰富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文本解读:亨廷顿虚拟“2010年全球战争”

亨廷顿所虚拟的"2010年全球战争",是他就所谓"文明冲突"问题所作的一个凝练的比方,一个概要性的思想实验。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个"虚拟战争",一是要凸显西方文明正处于敌人远多于朋友的孤立境地,二是要强调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应奉行反西方普世主义的国际政策和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内政策。从事实判断上看,这个"虚拟战争"既抓住了一些事实,如对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又夸大了乃至曲解了一些事实,如对东亚文明尤其是对大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     

佛教伦理与现代文明

普世伦理要以宗教伦理为其哲学基础,宗教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终极关怀,即超越各种差别,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大融合。而在当下阶级对立、民族矛盾、制度差异、文化多元的背景下,要建立一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普世伦理,这在世俗伦理学来讲,有些勉为其难。而佛教伦理,以它特有的终极关怀,能实现人与人、人与万物的沟通与融合,成为拯救文明的一种选择。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从中美贸易摩擦透视中国与世界经济变革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革: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进入经济衰退的困境,而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则快速崛起,中国更是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与第一大贸易国。研究认为,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既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经济实力与战略的较量,又是长期以来世界贸易不平衡、国际资本逆向流动与国际经济话语权争夺等三大突出问题的集中反映。研究还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贡献者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并实质性地扩大甚至引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同时采取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策略促使“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深度融合,保持并推动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建设性磋商,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平台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世界经济更为开放、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与全球伦理的对话

时代课题与伦理道德有密切关系。关涉人类命运的诸多问题,需要在全球伦理的对话和指导下去解决。建立全球伦理,是古老而常新的价值追求,至今虽具有一定的难度和理想性,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也与日俱增。尤其是在经济技术层面和文化及信仰层面参与全球伦理对话很有必要。全球伦理价值观和行为规则的形成,有助于消解和平与发展及“文明冲突”所带来的问题。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