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理论旅行与话语归置：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

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近40年的理论旅行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完成了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再到文艺批评的理论杂糅过程,并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方式实现了话语归置,最终导致生硬的理论催生、明显的理论研究跨界现象、突出的理论的强制阐释等现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充分融入“理论的全球化”过程。但经过了理论旅行、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之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缺乏问题方式与思想表达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思想板结状态,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深入当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机制。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功不可没。葛浩文成功翻译过四十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国外学界对中国的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接受,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葛浩文的翻译实践表明,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语言变异,只有遵循变异的路径,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的口味,一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才能够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

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以其“操演”理论试图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中所包含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应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葛译《生死疲劳》中的误译现象与中国文化译介策略

莫言的作品在海外的流行离不开葛浩文的英译。葛浩文是莫言小说唯一的英译者,他的译本提升了莫言在海外的文学声望和文学地位。然而笔者在仔细阅读葛浩文的译本之后,发现确有一些翻译不恰当之处。现以《生死疲劳》葛氏译本为例,分析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时所出现的误译现象,探究其误译根源,也为翻译界敲响警钟,进而探讨中国文化的译介策略。     

“创造性叛逆”与文学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基于《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作离不开“创造性叛逆”。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生死场》译作为例,通过对葛浩文在进行“创造性叛逆”翻译时采用的“异化归化”“增补明言与删减”“结构重组”“语气转换”等策略与方法的分析,说明“创造性叛逆”对于搞好文学翻译、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文化负载词跨文化重构研究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是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杰出代表.译者对原作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生态文化负载词的出神传递是译作在海外市场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实例,指出译者可通过借用法、直译法、注释法、释义法和增译法等翻译补偿和变通手段,在目标语语境中重构源语文化意象,使译作更好地贴近目标语读者,推动译作的海外有效传播.     

翻译应注重异国文化与语句流畅之间的有机统一——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2012年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英译本发挥了重大作用。莫言小说中的“中国文化色彩”能否被接受和欣赏是衡量翻译成败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基础,探讨译者葛浩文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译者努力传达异质文化的“他者性”,使读者领略到“异国情调”;另一方面,为保证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做了适当取舍,较好地保证了译文的“流畅透明”。然而,在文化背景解释不充分的情况下,译者为追求译文的“流畅透明”而对个别富有“异国情调”的词汇进行了删减、更改,这导致原著中的“反讽”艺术效果消失。       

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

译者序言是翻译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读者快速了解译者的翻译理念、译者的翻译实践过程以及翻译生产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翻译的关系。在《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序言中,James 与Goldblatt的序言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James“百科全书”式的译者序与 Goldblatt“作者本位”式的译者序折射出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理念。《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序言中呈现出的译者主体性分别代表了受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所驱动的两种翻译实践活动,James的翻译实践具有浓郁的学术研究倾向,重点关注原作的思想性,注重挖掘原作的学术研究价值,并对原作反映的社会问题与现象做了诸多价值性的评判;而Goldblatt的翻译实践则更注重通过提供创作者的背景信息来引发读者思考,并把更多的文本解读空间留给读者。两位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展现出译者的“历史性”和“合法偏见”对丰富原著生命力的重要意义。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林纾对哈葛德冒险与神怪小说的解读

哈葛德的冒险与神怪小说是林译小说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作品,正是这些通俗小说成为中国新小说的效法对象.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序跋实现了译者对原本的干预,忽略了西方冒险与神怪小说中的个人主义因素,特别突出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贼性"与"盗气",将西方人炫耀种族优势的小说作为抵抗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武器.但正是这一点.凸现了他意欲在屈从于西方话语之后获取攻击帝国主义力量的困境.     

葛浩文译学见解初探

葛浩文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他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学见解,即翻译要促进文化交流,译者应"精"于译事、"慎"于译事、"乐"于译事,翻译是忠实与创造的统一。     

从葛浩文译本《师傅越来越幽默》看译者主体性

《师傅越来越幽默》是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2001年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将其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并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同名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译本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应用以及对译作的预期接受效应操控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也为翻译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范例.     

多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和古诗词中声音意象的英译

Fauconnier提出的四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只是相对的,其中间空间可能成为下一个环节上的输入空间,产生新的合成空间和新的类属空间,从而完成整个语篇的意义合成。译者在理解汉语古诗词声音意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创建四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在此基础上拓展的七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十一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分别建构出声音意象的字面意义、联想意义和多重意义;在表达的过程中,译者可以创建四空间概念整合模型,通过分析原文空间的元素与译者空间的元素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以及原文空间和译者空间的元素在译文空间的投射情况,采取对译法、直译法、意译法、直译+意译法在译文空间合成译文,使得译文在译入语读者脑海中激活与原文读者脑海中类似的联想,从而产生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