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隐匿、族群分化与同性恋运动

由于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社会歧视、文化偏见与制度压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性恋族群内部缺乏集体认同感,自我分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主体的不可见性和族群认同感薄弱,进而无法共享统一的集体身份与文化。身份隐匿和族群分化状况下的同性恋运动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非抗争性的同性恋运动;另一种是同性恋消费主义,即“粉红经济”,它彰显了同性恋运动的政治-经济场域转换。同性恋族群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我特征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状态,非抗争性的符号表达和文化介入、表现方式的日常生活化（如家庭出柜）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的渗透等,都可以被视作本土性的同性恋认同方式和运动模式。     

“恐同症”的根源——基于宗教、现代性和文化的阐释

西方社会的宗教是产生恐同症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宗教话语和道德实践中同性恋行为与非生殖的异性恋行为共同遭受惩戒。促成同性恋身份的现代性条件本身孕育着恐同症,同性恋特质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组织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性人格和商业精神格格不入。在“文化失范”和“道德恐慌”的压力下,社会倾向于将性越轨视为社会失序的象征,同性恋群体成为“社会病态”的替罪羊。在文化阐释的范式看来,恐同症是“性别主义的武器”,同性恋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攻击同性恋者有助于强化既存的性别阶级结构,因而恐同症成为对性别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形式。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梦”———洪深、孙瑜、张骏祥的跨文化电影创作实践论

由新式知识分子组成的“海归”队伍是中国早期电影界现代性最强的一股力量,这
其中,洪深、孙瑜、张骏祥在不同时期积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理念,不约而同且各有侧重地将
戏剧电影作为“中国梦”的文化想象与建构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不同转折点上扮演
重要角色。通过回顾洪深、孙瑜、张骏祥的电影创作实践是如何跨越“美国经验”,而朝着电
影的“中国梦”探索前行,可探析这种跨文化实践对中国电影现代性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借
此可为今天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生产提供历史经验。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论高校教学评估的“意义建构”

科学主义教学评估是现代性教学管理理念赋予人们寻求简单与效率的理性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它以唯数字化与唯标准化取向抹杀了教学过程中的意义生成,使教学评估表现出一定的“无助性”。现代教学评估应该由“技术判断”走向生活“意义建构”,以人的生存意义、精神价值、品质养成、能力提升等超越性精神为旨趣,不断地引导和帮助师生实现自身生命意义的绵延与冲动,让师生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得到主动建构,获得内在生成性成长。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 ——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宗教概念的运用、局限及其替代品——《宗教的意义与终结》述评

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在其名著《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一书中认为应该放弃一般意义上或个体意义上的宗教概念,而代之于“累积的传统”和“个人的信仰”,以便更好地理解信仰生活。笔者认为史密斯对宗教概念的语用及其局限性的揭示是有启发意义的,对累积的传统和个人的信仰的陈述可以帮助我们以“专业的眼光”、“陌生的眼光”和“远方的眼光”等多角度观察习以为常的概念。但是概念演化史中的多与一、信仰与历史和现代的关系及其复杂性并不能成为完全颠覆宗教概念的充分理由,一种恰当的修补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沈从文小说中的山洞意象解读

山洞是沈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自然象征。山洞代表 “过去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山洞是死亡之地，亦是再生之地。作家对山洞死亡约会的“反复叙写”，凸显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及其关系，也体现了沈从文的现代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所有、总体与实践——马克思所有制概念解读

马克思对Eigentum一词的应用包含了“一体两翼”的内容。“所有”是其主体内容,“总体性”和“实践性”是“所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两翼”。其中,“所有”意味着所有者把生产资料看作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关系;“总体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之中实现出来的;“实践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物质生产中实现出来的动态过程。所有制的内容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演变成为“所有权”和“财产”的主客对立模式,“所有权”是国家这一总体性关系的代表赋予公民的普遍的权利,“财产”则成为脱离生产过程的被抽象占有的所有物。     

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现代性问题的哲学考察

现代性是贯穿于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在自我意识、理性批判、自由行动、个人主义等方面得到充分展现。日趋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在探讨中形成的规范框架体现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进步观念之中。力图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发展的极端形式,它对现代性的后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基于文化视角的多元现代性阐释是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审美现代性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消费主义文化是现代性历程中发展出的主要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在今天,这一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伪装,推促了审美向日常生活的殖民,促进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反思维度和批判面向;应该通过审美现代性来反思、批判被消费和审美全面覆盖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揭露作为社会生活本身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表征出来的审美幻象和消费政治。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