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向度及提升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还原论”,作为人类交往及发展的现实表达和理想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政策信息,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行动框架。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应是多向度的：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传而不知、传而不通、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在信息传递方面,应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在价值传通方面,应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在行为传动方面,应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精准传播。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全球媒介之城与融通传播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启示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探寻全球治理方案,其五位一体思想和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思维,为构建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全球媒介之城及城市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启示。〖JP〗从媒介地理学视角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媒介与全球传播的模型框架下,全球城市空间内的人类交往、媒介传播、政府治理、地理呈现四大类要素彼此互动,本土性与全球性对话,可以确立中国城市全球融合传播的时代方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可采取顺时谋势、通脉化瘀、落地生根、聚气成风、暖心筑梦的五点方略。由此,可预想未来将有更多中国城市向全球城市体系的上层位置移动,实现新世界主义“正和”共赢之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世界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新。它包含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两山论”、生态文明“民生论”、生态文明“和谐论”、生态文明“共同体论”五重理论内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和世界人民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解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的重要理念，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时代课题。从理论来源、时代发展、价值诉求、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解读，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着眼于理论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源于马克思的部落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等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时代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承接，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时代选择，还是解决现代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着眼于价值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诉求在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于实践层面，从摒弃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性发展、树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全球发展观出发，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路径。     

新世界主义的理论正当性及其实践路径

与世界主义和共同体理论相比，新世界主义具有可实现性、可扩展性、可持续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特点。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包括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深化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加强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合作，建设多元立体的交流体系；尊重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创新国际合作模式；扩大“一带一路”的示范效应，构建共赢共享的合作网络。新世界主义的理论研究对完善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框架具有积极作用，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研究对丰富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关信息安全和网络治理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缜密的互联网治理思想。习近平的网络治理思想立足“四个全面”大布局,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提供了新思路;聚焦“网络强国”大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新视角;把握“网络安全”大命脉,为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新路径;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主题,为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方案。准确把握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全镶嵌： 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

中国当前正面临由“对抗式”信任危机、“竞合式”信任挑战、“疑虑式”信任难题构成的周边信任困境. 这种信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低度社会化”的一种反映,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复合安全. 国际社会的场域特征形塑了国家间的镶嵌关系,而安全的共享与共治正是国家间“安全镶嵌”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为国家间基于“安全镶嵌”的信任再造提供了可能. 为此,中国需要注重国家安全的结构镶嵌,来化解“对抗式”信任危机;推进国家安全的制度镶嵌,以应对“竞合式”信任挑战;强调国家安全的文化镶嵌,以破解“疑虑式”信任难题.     

网络空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创新发展研究

互联网时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构筑了网络空间。作为最具当代意义的社会公共空间，网络空间孕育产生了全新的人类虚拟生存方式和虚拟社会的社会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及空间转向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充满诱惑和生机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环境，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重压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网络空间延展困境、大学生思想行为失范等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发展要求，强化网络空间问题意识导向，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从网络空间这一个全新的层面去寻求解决方法，提出更具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构图。立足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和主体性思想，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创新发展体现在系统重构与协同共建、信息生产与供需平衡、秩序调控与活力创造、动态开放与价值对话四个方面，从而分别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理念、方法、路径和机制创新。其中，理念创新是根本，方法创新是关键，路径创新是基础，机制创新是保障。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2009年第5期目录

中国边疆多为信仰、语言与文化不同的多民族的聚居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羁縻州府、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伯克制及屯田制等独特的边安经验,也有民族区域自治的丰富实践.然而,着眼于历史的逻辑、现实的语境及未来的图景,边安问题研究的缺失与边安政策的摇摆凸显了建构"边安学"的价值."边安学"是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问题域是边疆安全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研究重点是边疆安全能力建设."边安学"将丰富边疆治理的内容、方法、途径与实效,使边安研究从零散、被动、经验化转向系统、主动、理论化.     

发挥社群网络效应 构建新型参与式出版

以移动终端和社交软件为支撑的社群网络和社群网络效应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概念和粉丝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启示出版商构建以社群网络为基础的参与式出版。参与式出版强调用户在出版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性,由社群决策选题、用户创造内容、融媒体发行构成。依靠新媒体的发现、评价、支付功能形成的社群决策,实现出版由网民“守门”,促使编辑职能转变,众筹出版是其典型。用户创造内容包括虚构创作和知识共享,借助新媒体的发布功能快速累积,成为可出版的内容资源。融媒体发行通过基于人际信任的社群分享和品牌营销刺激消费,推动传统出版机构与数字出版商以多种思路实现合作共赢。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数据库里的囚徒：论网络空间里的主体变体与隐私保护

网络文化的传播媒介是数字,数字在网络空间中表现为数据库。数据库在网络空间里隐秘地生产着数量庞大的主体变体。数据库的民主化、商业化和政治化使数据库里的主体变体由私人空间流向公共空间。主体变体的公共化为侵犯个人隐私埋下了祸根。大众的焦虑否定了网络隐私的敞开化,个人隐私在大数据时代必然受到重视并被学者关注和研究。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治理的重要策略,宪法和法律是数据库的合法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