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乘起信论》

在佛教典籍中,尤其是大乘佛教典籍中,<大乘起信论>是一部非常具有影响的论著,它与中国的佛学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历来存在诸多分歧,相左的意见和言论大量存在,至今未有定论.本文暂不述及这一问题,只对<大乘起信论>的文本中缩包含的佛教理论谈一些体会和看法.     

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二谛"理论在中国佛学中的发展

"二谛"理论是佛教学说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二谛"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天台宗、禅宗这两个极具中国特色宗派的佛学思想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     

《起信论》之争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探微——暨论佛教的无我观背景下如何建立道德主体

梁启超虽没有对<大乘起信论>论战发表过看法,但实际上受到了冲击.论战后,他的佛教信仰不变,但此后的佛学论著极少,正式研究佛学思想的论著只有两年后的一篇对原始佛教的研究,似乎表明他想从源头理清佛教思想.在这篇论著及其他涉及佛学的书信和演说中,他已不再将<起信论>的"真心说"作为评判其他教理的依据.不再轻言"真常心"了.他将佛教思想概括为"无我",此举解决了论战可能造成的佛教信仰危机;同时他又提倡积极意志,用于宗教修证或道德修养.但"无我"又如何能建立行动主体和道德主体,他无法从佛学中得到答案,于是转到儒学,从阳明心学中建立道德主体.因此在论战后,他并非真的放弃或否定了"真常心",而是对佛学采取了学术立场和修证立场的二分法.在学术上严谨地区分各宗理论;而在宗教修证和道德修养中,他仍坚持.真常心".实际上,在佛学中也可以建立道德主体.戒体就是一例.     

舍勒的佛教现象学诠释及其限度

舍勒对佛教的研究立足于现象学而展开,在佛学诸要素中,舍勒不注重从意识结构的角度去探讨佛学的特质,而是直接从佛教的世界现、人生观入手,剖析佛教的实质.他认为佛教实质是一种受苦的形而上学,这一学说对苦的本质以及如何去苦有其独特的理解.舍勒指出,佛教慈悲观念的实质意义在于否定自我与个体,从而最终趋向于虚无.舍勒从人格(位格)角度对佛陀等圣者形象所做的现象学描述,具有普适的哲学意义.     

佛学本体论的逻辑起点

佛学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不是依托于一元性本体,而是植根于"心物浑融"或者说"主客观统一"的二元合一关系中.佛学本体论的基石是"缘起说".佛教缘起说中最基本的几种缘起观如印度佛教的业感缘起、中道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和中国佛教的真如缘起、法界缘起等,实际上都是讲心物二元的并生共起也即和合关系.佛学本体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性状,主要是因为佛教乃是一种特别强调"感性"的宗教,整个佛学体系都是以"感性"为原始根基,佛教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般若中观视野下的佛教疾病观

本文通过爬梳佛教典籍中有关疾病的各种文献,探讨了佛教疾病观、医疗观的基本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了佛教的病相病征理论,病因学说,各种治疗理论和技术,以及大小乘的疾病观,基本厘清了佛教在疾病、医疗等问题上的理论体系,使人能够对佛教的医疗观、疾病观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为现代医学、心理学等提供参考借鉴.     

论佛心对文学的影响

佛心佛性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人心人性是文人的终极关怀。本文试图通过佛心之于文学的影响,寻绎出佛学契合文心的理论支撑点及其文化使命、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