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的改革和伦理——以政治伦理和公务员伦理为中心

针对日本当今社会中渎职事件的不断发生 ,分析了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日本社会中渎职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在法律规范之外 ,尚不具有法的约束力的伦理的丧失也是发生渎职事件的主要因素 ,并且伦理正在走向危机。提出了现代日本的改革 ,应是以日本政治伦理和公务员伦理为中心 ,寻求伦理与法相结合的形式 ,并应重新构筑日本全社会的伦理观     

新时代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如何创新——历史的回溯与反思

公务员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活跃的要素,其行政伦理建设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历史图景蕴含着回应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驱动、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官德的历史逻辑,以及从单一抽象转为全面具化的辩证发展等特征。在新时代,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未来要围绕新时代特征与党的建设新要求,优化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结构、明晰公务员行政伦理行为选择、确定公务员行政伦理关系建构,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奠定基础。     

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并充分阐发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在伦理实体的这三个结构中,都存在着由“伦理的实体”蜕变为“不道德的个体”的可能与危险。伦理实体的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道德悖论,要求进行道德哲学的转向,由对个体伦理、个体道德的关注,进展到对实体伦理、实体道德的追究,建立以个体伦理—实体伦理为二维坐标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日本公务员伦理培训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公务员伦理培训经验相对丰富,包括多层次、全方位的培训模式,明确具体的培训目标,多样实用的培训方式,以及富于实效性的课程设置等。通过借鉴其建设经验,新时期,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公务员伦理培训工作,把对公务员伦理培训的重视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统一起来;在培训模式上,将分职级培训和分阶段培训结合起来;在培训方式上,将常态化培训和日常化互学结合起来;在课程设置上,将集中培训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我国公务员伦理培训效能的进一步提升。     

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的途径

所谓行政伦理制度化就是指把对公务员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的最基本道德要求制度化。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用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把有关公务员的道德要求规范化 ;二是用党的各项规章制度把有关国家公务员的道德要求纪律化 ;三是以法律的形式把有关国家公务员的道德要求法律化。四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实施机制     

试论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制度建设

【摘要】新时期,中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实施需要以公务员队伍的行政伦理建设作为基础。然而,＂-5前中国公务员队伍的行政伦理失范问题仍然广泛存在。本文通过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制度建设。【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伦理失范;制度建设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与对策

行政伦理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物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总则的总称.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普遍存在,且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对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水平.     

论刑法对医疗技术革命挑战的立法应对

医疗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给刑法带来了三大挑战:通过对伦理的冲击,直接或者间接地挑战刑法;催生新的犯罪;可能带来技术上和破坏民主政治的风险。立法应对是法秩序稳定要求下的终极选择,但由于影响立法的因素太多,立法往往难以速成。以立法方法应对医疗技术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考察立法的必要性与谦抑性、行为的可规范性、立法的意图与副作用、惩罚的依据与边界等,同时也要考察生命伦理可立法的范畴。     

《周易》女性伦理析论

《周易》包括《易经》《易传》,经、传有着不一样的女性伦理价值观。《易经》女性伦理呈现国家、社会、个人伦理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格局;而《易传》倾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妇妻社会伦理,体现了统一性,并对这种统一的女性伦理接通天人之际,凭借形上的根据以证成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周易》的这些女性伦理观,是我国古代女性伦理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后世的女性伦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今人在分析《周易》女性伦理时,应当坚持经、传相分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女性伦理观。     

《民法典》中的"德治"精神——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43条

《民法典》第1043条充分展现了现代德治精神,在中国民法立法史上属于首次.考察历史沿革,"德治"思维在中西方各有渊源又不尽一致.《民法典》针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通过旨在维护良好家庭生活秩序的专门条款,将德治理念在法典之中予以正式确立,既弥补了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秩序缺乏制度性建构以及当代立法缺乏道德内容的不足,又弘扬了以美德为中心的中国法制理论传统,对当前抵制家庭暴力的现实需求做出了有效回应.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法治对不道德行为做出严厉否定评价的同时,亦对德治进行有效的正面倡导,唯有如此,国家法律制度与家庭伦理秩序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     

完善《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的思考

作为《公务员法》的重要条款,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采取的态度不能仅仅落脚于可否说"不"上,还应该甚至主要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前提条件、权利义务、配套细则、救济方法等方面,从而保证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切实可行。     

新中国法治历程:民法56年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十四大为界,中国民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1978年是破而未立的萌芽时期;1978-1992年是抗争僵化的理论教条、重新探求法学自身正当存在权利和发展规律的过渡时期,出现了《民法通则》这一基本立法;十四大后至今民法科学得以重建,从《民法通则》走向起草中的《民法典》,民事立法也空前繁荣。从民法基本理论和立法实证的变迁中可清晰地读出新中国经历“人治”转向“法治”的基本历程。     

公务员引咎辞职的难点及对策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这是加强政府官员责任意识,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的重要举措。但在实行引咎辞职制度的过程中,会遇到传统观念的障碍、现行法制与政策的障碍和实施效果的障碍,本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论日本民法典的基本特点——兼及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日本民法典对于日本的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作为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摄取、注重实效与兼收并蓄为基本指导思想,融合了西方各国民法典的精华,成功地实现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性、现代化和现实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谐。因此,加强对日本民法典基本特点的研析,可以为正在制定中的中国民法典提供科学的思路与深邃的启迪。     

论公务员的抵抗权

公务员在担当行政职责的同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确立了全体公务员对于上级错误的决定或命令拥有抵抗之权利,但对于此种权利的行使边界、救济程序并未臻于完善。公务员抵抗权的研究需要从权利基础、权利边界以及权利救济等维度予以立体性的审视。同时,作为行政主体内部完善的有效保障,公务员抵抗权更需要来自立法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民众的正向关注。     

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两点论”评析

已于2011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了以往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分散、法律规定不明确、相关制度规定不科学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制度。无论在立法体系,还是在编排体例、相关制度方面该法都体现了“两点论”的指导原则和影响,既充分借鉴了当今世界国际私法制度的先进理念,同时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     

试论我国公务员的“政治发展素养”培育

培育公务员"政治发展素养"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务员自身发展的需要。公务员政治发展素养的培育应包括政治创新素养、政治哲学素养和政治艺术素养,使自身的政治活动富有美的特征。     

论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兼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完善

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相比,有着许多更为独特之处。例如,该种特殊侵权责任的性质、它所适用的归责原则等等。但这种民法理论上的独特性,并没有能够反映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相反,《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不仅有悖于上述的民法理论,而且立法技术粗糙不堪,给司法适用带来极大的困难。追溯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制度的发展史,参照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例,对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作深入的探讨,可以发现,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无论在实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形式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需加以完善。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从刑律到民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成考论

研究源自《大清现行刑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何以能够作为民初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分析认为,《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结构和在清末的实施是重要铺垫,民初政治和法制环境造成的民事审判法源的缺失是客观使然,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经过立法与司法“合力作用”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它的适用促使完整意义上的民法近代化进一步推进,虽为过渡之用,却构成了民法近代化历程中古今中外民法交汇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