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治理困境与分利秩序的形成——以中部W省H市为例

国家干预和治理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农业治理过程中,政府扶持弱质性的农民难以实现规模农业,政府与高度分散农民对接出现了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农业经营主体重构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农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在形式上实现了规模农业,并消解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问题。但农业企业的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扭曲了资源配置逻辑,导致了分利秩序的形成。分利秩序使得农业治理困境结构化,简单地改善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农业治理问题。     

土地托管中的关系治理结构与小农户的组织化——基于西安市C区土地托管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受小农户数量仍然众多和目前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中国的农业转型必须强调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而推进小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土地托管的实践在这方面表现出有效性。对土地托管的治理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在“半托”和“全托”的托管模式中,托管公司与小农户之间形成了市场和准纵向一体化的治理结构。但这两种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都存在一定问题,包括与小农户的交易成本高,小农户的组织水平仍需要得到提高等。然而,托管公司与小农户间的交易行为嵌入政治环境和村庄社会,受到政策法规、风俗习惯、关系网络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有利的政治环境中,托管公司可以获得政治合法性,减少政治阻力,顺利推进土地托管。同时,托管公司积极主动与村庄社会对接,满足农民利益,尊重农民习惯,在长期互动中,双方可以建立起双向信任关系,逐渐培育出关系治理结构。在关系治理结构下,村集体的统筹作用得到有效激活,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此外,小农户对土地托管模式更加信任,有利于土地托管模式的稳定和进一步创新。在此基础上,农民建设农村和发展农业的积极性被激发,这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粮食主产区小农水治理绩效分析

利用实地调研资料,对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吉林5个农业大省的小农水"建""管""用"情况进行分析表明,小农水治理绩效并未完全释放。原因在于:小农水"建"的环节,乡村基层组织投资意愿及农民投工投劳意愿微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失灵;小农水"管"的环节,真正管护主体缺位、管护经费不足;小农水"用"的环节,用水农户与灌区基层水管单位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承包者与用水农户对接失灵、用水农户之间的合作失灵;小农水"建""管""用"之间对接失灵。因此,要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就要全面推进小农水"建""管""用"的协同共治与协调发展。     

社区型合作与小农户组织化——基于村集体组织小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案例分析

对于小农户如何组织化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中,学界多分析利益联结的“公司+小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小农户”的组织方式,忽视了乡村实践中社区内村集体和小农户多元要素合作的组织形式。基于农业治理的研究视角,本文着重分析山东寿光市A村小农户在村集体的领导下围绕产业发展中的市场交易、土地整合、公共物品、资金等需求,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社区型合作组织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小农户的多元性需求与社区治理压力、地方行政传导给村集体的创新压力,以及小农户对接“市场-国家”的组织需求成为社区型合作实现的动力机制。它不仅解决了基于经济效率的社会化分工促成产业发展转型升级问题,还兼顾社会公平和聚焦村庄福利的组织制度提升了村集体的治理效能和农民幸福感。依托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社区型合作路径不仅实现了小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还能为新时代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启示。     

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民勤绿洲生态环境的影响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最基本单位,其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与区域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农户经营行为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农户追求利益的短期性和环境影响的长期性、农户经营目标的双重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风险性、生态治理中农户的成本和收益具有不对称性等矛盾的存在,直接制约了农户参与绿洲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民勤绿洲生态治理应该是一种国家行为,政府对农户的经营行为必须加以调控和引导,其中,国家对农户的外在利益激励和农户对政府政策的响应程度是绿洲生态治理成败的关键。     

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

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大量资本下乡并非遵循经济逻辑,而是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政府无法通过与弱质性和高度分散的农民有效对接实现政治任务和治理目标,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形式上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化解了农业治理困境。但资本下乡并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其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反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依靠资本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涉农资源产业化:政治逻辑与治理转向

地方政府为博取政治关注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核心的做法是将自上而下的涉农资源产业化, 亦即,将分散的涉农资源进行整合,集中投放到少数村庄的产业建设上。然而涉农资源产业化不仅很难获得成功,难以带动农民致富,反而损害了农民对于一般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真实需求。以涉农资源产业化为核心的村庄经营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脱离了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里,农业发展的核心命题依然是农业治理,其核心在于将涉农资源投放于广大农民真正需要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务农的便利性。     

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研究——基于江汉平原Y村的个案分析

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关键，探索一种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企业统一向分散农户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管理风险较大等困境，而且标准化服务也难以回应农户个体化需求与激励雇佣人员。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企业主动退出统一服务供给模式，其后由基层组织和村集体统筹服务，转变服务供给方式，在兼顾农民个体化需求的同时低成本供给服务。研究表明，发挥基层组织的统筹功能，调动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服务，回应农户个体化服务需求，能够走出一条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这一路径有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实现以小农户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与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竞争推动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走向社会化,个体化小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淘汰,小农变成无产者。 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消失,但小农户已经被整合进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处在半无产化状态。 个体小农分散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通过农民组织化重构食物生产与流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     

找回组织：水利社会调工实践的 当代挑战及其出路

水利乃农业命脉,调工建设是实现大水利与小农户有效对接的关键实践机制。打工经济兴起和基层治理转型所带来的“农户分化”与“干部软化”,构成了当地集体行动的双重挑战,成为当地水利社会秩序趋于崩溃的重要根源。在农户异质性趋高难以逆转的大趋势下,正确认识以农业生产为导向、以调工建设为纽带的村社公共性、找回组织、结平衡账进而强化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成为当地水利社会秩序维系的重要实践路径。     

为什么农民无法从“公司+农户”中受益

为了探究以“公司+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蓬勃发展与农民增收乏力之间的矛盾,文章以江西省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家庭经营规模、利益联结机制和龙头企业实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导致目前农民无法受益的原因:以妇女和老人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村“空心化”现状使得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偏小;农民和公司的主体地位不对称,农民难以参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分配,农户和公司之间是松散型利益联结机制;农业龙头企业普遍是小企业,生存的压力已经令其自顾不暇,即使有心也无力让为数众多的农户参与到有限利润的分配中来.     

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概况 (一)发展速度较快。可以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是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农业弱质特点的必然结果, 即在市场体制和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分散经营的农户经营规模过小, 很难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亟需进行     

美国乡村治理中农业互助组织的启示——以宜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为例

宜昌新农村建设必须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农民为主体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问题.因为分散的农民显然无法行使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利.重构农民互助组织是农民对接市场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美国发达的的农业互助组织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着力构建农民互助组织在政策配套、信息化的扶持、金融支持以及信用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支持系统.     

农田水利的三种模式比较及启示——以湖北省荆门市新贺泵站为例

新贺泵站的变迁史的启示是,能否有效整合分散农户、克服搭便车难题,是乡村水利体制顺利运转的关键.尽管组织模式能够将水利体制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克服搭便车难题,但在人民公社走向终结、原有治理体制解体的情况下,组织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维系下去.在农户个体数量众多且呈高度分散状态、农民分化程度日益加剧的状况下,水利供给的市场化和合作化都因为缺少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手段而无法对分散农户进行整合以克服搭便车难题.要走出当前农田水利困境,既需要强化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在水利供给中的组织者角色,使水利体制嵌入进乡村治理之中,又要求优化和重构农田水利的社会基础,加强农村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培育具有权利义务平衡观念的、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需求的新型农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及推动进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落后于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二是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创新力不足;三是重产轻质问题突出;四是工作职能边界不够清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投入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农村教育方面,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小农户难以嵌入现代化农业进程,主要源于：一是经营规模小;二是资金短缺且借贷困难;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表现在：一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高;二是年老的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且精力有限,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非常不理想;三是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面对以上突出现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需要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一要提升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二要健全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四要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上,一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公共服务的相关设备设施、场地等建设,三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在推进农业科技应用方面,一要重视科研体系构建,二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三要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当前,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要加强制度保障,二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抓牢教育环节,二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机制,三要构建优秀人才回流的动力机制。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亟需跨越制度与法律障碍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小规模经营日趋表现出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不适应、不协调，如何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成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当务之急。在实践中，制度和法律的不健全甚至缺失首当其冲阻碍了我国以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特征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对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制度和法律问题进行仔细梳理，对制度和法律保障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明确制度和法律因素在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再结合农村经济状况和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对其予以化解。     

谈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 WTO 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及农业的发展,个体农民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农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走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势在必行.要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它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治理性干旱 ———对江汉平原农田水利的审视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干旱灾害频发,不仅影响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还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许多学者从地理、气候和工程建设等角度进行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通过在江汉平原的调查认为,农业上的干旱还与村庄秩序的解体、国家力量的退出和市场机制的失灵有关。农户之间不合作,村民小组、村委会和乡镇政府不协调,使得小水利与大水利无法衔接,不能抗大旱。泵站、水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一方面将精力从为农田服务转到了产业经营上,另一方面离开了与乡村社会的配合,灌溉系统无法维持,即便有水也无法抗旱。这些与农田水利相关的治理主体呈现去农化的态势,即它们的经济来源不再来自于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心也偏离了农业、农村或者不能对涉农事务进行有效、及时的处理,隐藏着深刻的治理危机。